如果没有2013年秋天一个叫《咋离咋合》的展览，大概不会有人将杨越、万里雅、高东方、管非这四个人的创作，放在一个评价系统里进行比照。实质上，不论是对这四位青岛艺术家的自逻辑的线索梳理，还是透过四位艺术家的创作对一种具体艺术生态的阶段性评价，就一个展览所可能引发的种种公共性关联而言，大致仅仅具有假想的价值认同意义。但艺术史的非一般性描述的一个基本渴望，恰恰是进程中的个体差异。这种差异性和其存在的土壤，决定了艺术家所经历的某个时代的表达丰富性与创造力的强弱。

    将杨越、万里雅、高东方和管非放置在一个平行空间进行比较的理由，也许正是因为一个相同文化背景下的共时性差别，即共同经历的文化元素与艺术家个体所发生的不同联系方式，以及结果。这些最终通过作品表达完成的千差万别的个人经验，既显示了艺术传达与接受过程中的主观选择性，也披露出创造力的客观来源与运动方向的性格宿命。在这个意义上，《咋离咋合》无疑具备了微观艺术史的文本价值。

    发现并指出解读对象的差异性，并不十分困难，也无须付出多大风险。困难的是标准的确立和具有逻辑连续性的意义阐述。对杨越、万里雅、高东方、管非的评价迟疑，恰恰显露出了观念和标准的固步自封。这使一份看似平常的解读工作，在相互冲突的文本信息面前，呈现出顾此失彼的窘迫。在我看来，将当下艺术冠以当代艺术、写实主义、传统表达等等具有立场色彩的名目，以区别分野，实为事出无奈。在以观念革新和语言创新为前提的评价体系内，不同的艺术观念、表达和形态，只要是独立、自足、连续存在的，本来不应该构成判断与评价的障碍。但现实的问题是，因为一系列受制于非艺术史因素的持续影响，一个相同评价系统中不同对象之间的和平共处，却往往举步维艰。这个不无滑稽的艺术生态现实，将一个共同理想下面的观念与形式分裂，一步步加剧了。这个矛盾，在《咋离咋合》中若隐若现。

    其实，承认现实、审美、表达与表现的多样性，就如同在原始森林看植被的自然生长，本天经地义。这和妥协无关，却和理想有关。对艺术生态的繁芜，人们生发疑问与困惑的原因，不在于"三横四竖"的循规蹈矩或奇形怪状，而是一些文本的"咋离咋合"缺乏生长依据；缺乏必要的诚实；缺乏思想的观照。对一个艺术家而言，一些和自身经验缺少逻辑关联、缺少情感联系、缺少独立态度的表达，很容易让人质疑其生长的真实性，也不免破坏审美的正义性。反过来看，如果一个艺术家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工作，而是始终带着思考、问题和好奇心持续地进行创作，那么，一些表面的差异和实质的差别，反而会成为一种具备创造热情的艺术生态的活化剂。

    我以为，《咋离咋合》的目的，是尝试对青岛这样一个特定区域的艺术进行状态的真实呈现，而不是一劳永逸的盖棺定论。这一工作的基本价值，在于阶段性记录、归纳与积累，也在于不同信息、线索、途径和方式、方法的比照。所谓每一种存在都言之有理，并不是要一味模糊界限，而恰恰是让艺术创作的阐释边界尽可能扩张，成为真正能够孵化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自由空间。我以为，如果一个一个的"三横四竖"能够在公共展览中持续获得具有类型比较意义的传播，成为话题和并进入更广阔的学术视野，那么，这就是这些展览的最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