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一篇宋以朗的文章，说《秧歌》之所以不能在内地出版，乃是因为柯灵某次痛批本书，指张爱玲“没有农村生活经验”，言下之意责备她乱写。

　　（朋友的朋友读完《秧歌》，却叹曰：这才是真正的“人民作家”！——我同意他。）

资料图：《秧歌》封面

　　宋说，如今，《小团圆》、《异乡记》都出来了，即是明证，张爱玲下过农村的！柯灵也死了，《秧歌》可以出了吧？

　　你觉得他这是装憨障眼法还是真天真？我看不出来。

　　《秧歌》刚出的时候，张爱玲大概算是满意这部作品，寄给胡适，胡适也给了很好的评价，还专门提到了一个段落——下去“体验生活”的作家躲起来偷吃小麻饼，发出“夸嗤夸嗤”的声响……这段儿我也印象极深，觉得那飢饿感和猥琐感，都通过这个声音栩栩地从纸面上立了起来——说到拟声词的运用，张爱玲深得《金瓶梅》真传，用熟字拟声，音极像不说，还赋予那个常用字别样的韵味，每次看到都要停下来琢磨许久。

　　不过，不知道后来为啥，张爱玲某次又说对这本书不甚满意了。许是自谦？

资料图：张爱玲

　　《秧歌》有几个段落跟《异乡记》double到，既然是“小说”，不能说这是真的，但看了的确，心尖水凉……

　　我看到有人出去旅行，尤其不是很繁华现代的地方，总是很替他们的住宿揪心——

　　能洗到澡幺？有吹风机吗？有电源吗？二插还是三插？床单干不干凈？拖鞋是塑胶的还是布的？被子有没有味道？会不会有跳蚤？有热水刷牙幺？没有老鼠吧？沿途怎么上厕所？

　　所以我最理想的生活就是呆在家，哪儿都别去。

　　《异乡记》看完，我合上书就一头扎进浴室——替六十几年前颠沛的张爱玲，洗个澡。

　　她提到某处风沙大，头发滤住风中的砂土，板结成一块饼，顶在头上，涩涩的，手都插不进去。

　　头次写到上厕所，是个没有任何遮挡的“凹”字棚，“此地就是过道，人来人往，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应该对他们点头微笑”……

　　第二次写上厕所的情形更糟，赶上来了月经，只有还剩两三根茅草的半截帘子遮挡，低头看，木板座子被尿淋得稀湿的，长棉袍、绒线马甲、羊毛衫，一层层笨拙地搂上去，“竭力托着”；裤子们笨拙地褪下来……男人恐怕永远体验不了这种难处。

　　跟各种妇人挤一张床。被筒卷得窄得不能再窄，侧卧，紧挨着床边儿。我想了想她的小身板儿，一张床，她只占到一尺宽吧。

　　已经是个麻烦，生怕再因为不懂规矩给人添多一点儿麻烦（太自觉的人格，太怕给人添麻烦），观察着借宿的一户又一户人家的神情。有随和的，有咯棱的。

　　吃饭被多收许多钱。

　　坐独轮的人力推车，跌下来手脚着地，一骨碌爬起来说“不要紧”。

　　风景好不好？

　　非常好。

　　“近岸的水里浮着两只鹅，两只杏黄的脚在绿水里飘飘然拖在后面，像短的飘带。”

　　美不美？

　　话锋一转：“两只白鹅整个地就像杂志上习见的题花或是书签上的装潢。我不感到兴趣。”

　　我看到这里大声笑了出来——爱旅行的人们啊，看看画不就好了？干什么一定跑到画里去？

资料图：从书中看张爱玲的旅行

　　才三万字的未竟稿。

　　这一路走了多久，你信吗？小三个月！

　　还没见到她丈夫，戛然而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