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忆不怎么好的人，丈量经历过的时间时，往往会很无奈。就象这会，一只蜻蜓在头顶飞过，你看得到它的来路，看着它远去，却已经不记得它表达的确切意思了。在无形无色的空气中间，有些蜻蜓似乎只留下了一些似曾相识的痕迹，比如，出现在上海路的许多夜晚里的声音。可以慰藉的是，发生在曾经的一间教会学校对面的这个奇迹般的连续聚合，足以见证和我们残缺的精神成长有关的一些关键情节。在这个过程中，站在台上的讲者和下面的听者，用一种微弱的声音，共同搀扶起了彼此可以获得支持的文明信念，并且让这一努力，逐渐融合扩大成一种集体形态的持续精神力量，直到今天。

文化宫设计图

　　在和我的记忆可以发生连接的1980年代晚些时候，上海路工人文化宫图书馆上面的一个可以容纳上百人的房间，几乎成为了青岛本地不安份的年轻人操练新思想的习惯性场所。不论冬天还是夏天，不论刮风或者下雨，在每周一个固定的晚上，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汇集到这里的熙攘人群，造就出了一个散发着些许具有冒险性混乱的思想论战的自由市场，贩卖些从存在主义到精神分析，到新小说，到魔幻现实主义，到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种种新鲜和已经不怎么新鲜了的学说。直到热情减退，主义让位给变化了的生存现实。也许，这里不曾真正出产过独立思想，但却培育了独立思想生长的土壤，饲养出了日常化的自由言说表达的环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后来现实的遭遇如何，上海路的这个普及性的文化讲坛，都依然保持了基本的平民化存在形态，如同烛光，微弱地搀扶起不同夜晚的相同光亮。

　　有时候我会想，从根本属性上看，工人文化宫的这个“每周一讲”是什么？思想发动的根据地？知识传播的大本营？青春和热情的练习场？自由争论的庇护所？都是，也都不是。或者，说这里曾经是启蒙的牧场，是理想的伊甸园，是新鲜学说的中转站，才恰如其分。在1980年代，工人文化宫“每周一讲”的纯粹精神号召力，非今天已经极端现实化了的功利氛围所能够理解，也不是轻易可以在今天的年轻人中间获得认同的。或许，“每周一讲”昨天的努力，是今天这个现实的必要准备或者代价？要给出回答，似乎并不容易。

烛光与希望

　　在上海路的讲坛上，许多人已经永远消失了，这中间包括了金又新、宫宸、范杰、陈硕、江涛等学人。继受尊敬的金又新逝世之后，2004年的9月5日，江涛在工人文化宫这个有讲述传统的地方，做了题目为《文化的尴尬》的最后演讲。4个月后，他默默离去。他们都是我的师长，也是朋友。他们的存在，使得理想的烛光在上海路所发出的光亮，长时间被记忆。

　　幸运的是，工人文化宫的“每周一讲”到今天还活着。这几乎可以说是个奇迹。我想，不论这个“每周一讲”还会存在多少时间，它都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我们这个城市的平民文化纪念碑。它的历程，证明了文明的力量，而它的生命意义，正在被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