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相对于上海的唇枪舌战，青岛1930年的早春有些令人寂寞的话，一个叫徐崇钦的有趣人物的登场，却也让这种寂静，多了几分颜色。徐崇钦的出现，不过是一台红火大戏的过场，锣鼓声一过，新月诗人团队就陆续粉墨登场了，上海文人的是非，也顺手嫁接到了青岛。仿佛一夜之间，青岛就成了自由文人走亲访友的根据地。胡适、蔡元培、徐志摩的朋友们来来往往，热闹非凡之余欢起了街里的饭馆老板，却也惹得鲁迅老大不高兴，就此发誓不来青岛了。

　　不过，1930年一大早徐崇钦上任的时候，后来的这一切还是未知数。

　　2月27日，徐崇钦就职青岛市教育局长。同日青岛市教育局发《青岛市教育局长徐崇钦就职日期公函》。我猜想，徐崇钦一上任，教育局里大概立刻就蔓延开了美式咖啡的味道，闻者无不惊诧，以为到了街肆。这时候，如果仅仅以为徐崇钦是个不学无术的咖啡友，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这里有本1929年12月出版的《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上面刊登了徐崇钦写的《八年回想》，看看开头的几行字，就知道这位新任青岛教育局长的来路了：“鄙人于宣统三年春辞却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教授一席，改就京师大学堂之聘，至民国七年秋，前后首尾共八载有半，目睹北大自马神庙一院扩充至三院，而学生由本、预两科三百五十余人，渐渐达到一千三百余人，可云盛矣。”

　　徐崇钦的好玩，恰恰和他在北大的做派有关。徐某字敬侯，1878年生于昆山玉山，早年留学美国，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美国波士顿肉联公司业务部经理。清光绪二十八年，也就是1902年时因母丧归国，未久于清廷贵胄学堂任教习，后又在上海南洋公学、唐山交通大学、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等处任教。1916年，由京师大学堂易名北京大学的时任校长胡仁源和预科学长徐崇钦，与比利时仪品公司订立借款合同，借洋二十万元，在沙滩操场南端动工建造了工字形四层“红楼”。1917年秋季国立北京大学校法科成立教授会，成员有周家彦、左德敏、徐崇钦、黄振声、徐墀、黄右昌、陶履恭、胡钧、马寅初、张祖训、林行规等。从排名顺序上看，年长4岁的徐崇钦，当时的影响力应在耶鲁校友马寅初之上，马寅初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但之前他在耶鲁大学拿的经济学硕士，则和徐崇钦同门。坊间流传的徐崇钦趣闻，就发生在京师大学堂改名北大前后，这个时候，他恰好和马寅初同事。

　　1918年8月，徐崇钦参与谋划的一万多平方的红砖教学楼落成，成为北大“沙滩大院”的标志性建筑。校部办公室、图书馆和文科等都从原公主府校区迁入，法科也从北河沿集中到了这里。当时红楼的一层是图书馆，有编目室、登录室、日报资料收集室、藏报室及书库等14间。二层是各科学长、教授和学生会办公室。三、四层为文、法两科教室。红楼从建成之日起，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和中心，自由、科学、民主的呼声此起彼伏。李大钊当时任图书部主任，1918年在红楼一层东南119房间里撰写了《庶民的胜利》等文章。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湖南青年毛泽东经在北大任伦理学教授的杨昌济介绍，在红楼一层西面112号的新闻纸阅览室做管理报纸的助理员，时徐崇钦任预科学长，应该有机会碰到过这个乡音浓厚的高个子青年。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大学生举着“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敦余孽死有头”的白布对联，手执书写着“誓死力争青岛”、“不争回青岛毋宁死”的白旗，呼喊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的口号，从红楼后面的空场集结出发，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抗议巴黎和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青岛和山东的各种权益。之后向东前往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了章宗祥，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些激烈的政治抗议活动中，没有徐崇钦参与或支持的记录。

　　徐崇钦《八年回想》记：“鄙人对于该大学八年之关系，约略分为两个时期：民元至民三初所谓改组时期，民三初至民七所谓发展时期。在改组时期，发生更换校长计有五次之多。二年春，为校长问题，全校学生宿于教部者二日。鄙人不忍坐视学生之学业荒废，以师生之感情竭力劝导，几至舌敝唇焦，历八小时之久，而学生等于是相率回校。无何，马相伯先生辞职。二年冬，何燏时先生坚辞校长职务，部中改派胡仁源先生署理，并派鄙人充预科学长。维时政治方面力图振新，几有蒸蒸日上之势，而学生等亦得安心求学，别无他愿，政治与学校宛然成为风马牛矣。其时北大为全国唯一独立最高学府，其余各学院乃系专门学校，而现在新立各校尚未产生。”徐某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无非强调对“全国唯一独立最高学府”的贡献，而出彩的故事和惹出来的种种麻烦，他自己没讲。

　　故事一，在严复时代。严复任京师大学堂总监和首任北大校长时，主张学习西方新学，除国学课外，所有课程都用外语讲授。一时“校中盛倡西语之风。教员室中，华语几绝。开会计事，亦用西语。所用以英语为多。有能作德语者尤名贵，为众多称羡”。当时的英语教员徐崇钦，一上课就讲“我们的西国”如何如何，在教务会议上也讲英语，于是大家就跟着讲。急得听不懂英语也不会讲英语的沈尹默抗议：“我固然不懂英语，但此时此地，到底是伦敦还是纽约？”并威胁说：“以后你们如再讲英语，我就不出席了。”此后，满室西语之风稍敛。沈尹默对徐崇钦的抗议，本可当闲话看，一笑了之罢了。可沈尹默在北大的品性，却一直大受怀疑，这包括陈独秀对其“字则其俗在骨”的评价。根据中国艺术研究院张耀杰的研究，昔时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之间的来往手札，常称沈尹默鬼谷子和阴谋家。如此看来，沈氏的所谓抗议，假公济私之外，更险恶的用心不敢说没有。联系到后面他对徐崇钦釜底抽薪的举动，这个嫌疑就更大了。

　　故事二，在蔡元培时代。京师大学堂改北京大学后，徐崇钦任教授兼预科学长，并出任中国环球学生会书记、欧美同学会理事等职，由于徐对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功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授予其嘉禾勋章一枚。蔡元培聘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第一次开各科学长会议，北大旧人徐崇钦率先发难：“身为文科学长居然可以不开课，岂非天下奇闻？究竟是开不出课还是不敢开课？如大学可以这样办，那我的预科也可以宣布独立，我也可以来办一所预科大学！”此事导致陈独秀大怒，后经蔡反复劝解，始平息。后来涉及徐崇钦的事件，集中在预科的拆分设置上。1922年7月3日胡适日记曾记：“当日北大建筑今之第一院时，胡仁源、徐崇钦、沈尹默皆同谋。后来尹默又反怨徐、胡两人；及蔡先生来校，尹默遂与夏元瑮联合，废工科以去胡，分预科以去徐。”统一的预科撤销分拆，预科学长徐崇钦不满是自然的，陈独秀趁机秋后算账，主张开除徐崇钦，蔡元培则不计前嫌，公允评价贡献，最终给徐崇钦留了个位置。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长期拖欠北平各大学教育经费，遂使教职工薪金积欠甚多，导致生活困难，课业难以为继。徐崇钦与同人组成北平大学教职员工联合会并任主席，南北奔走，几经交涉始解决北平院校经费问题。

　　徐崇钦是如何到青岛的，线索不甚清晰。好像在这个职位上他也没什么大的作为，大约也不过是“稍竭绵薄耳”。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知识人，择偏僻之地谋一小职，施展抱负的冲动大概早就非死即伤了，剩下的不外是在咖啡里消磨时光，看窗户外面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是快乐还是寥寂，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陌生的北大老人，耶鲁受教育，学经济学，教英语，会交流，擅管理，却始终不是新文化的同路人，是他骨头里面根本就是食古不化，还是这个新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过于轻薄、猛浪和妄自尊大，这大概还真是个问题。徐崇钦和陈独秀的冲突，表面上看是两人都在意气用事，背后隐藏的却没那么简单，这从徐推崇的“学生等亦得安心求学，别无他愿，政治与学校宛然成为风马牛矣”，可以看出他和陈独秀这个主张激烈社会革命的新思想领袖的根本分野。徐崇钦的这份淡漠，不仅与杜宇、臧克家、于黑丁一帮青岛年轻人大相径庭，就是和一年前到青岛的另外一位北大文科教授比较，也是格格不入。徐崇钦的寥寂，可见已经深入骨髓。好在1930年的青岛犹如世外桃源，这里的风平浪静，应该符合这位北大前预科学长的心境。

　　徐崇钦在青岛特别市教育局长办公室里的美式咖啡，喝到1932年1月就结束了。在这个月，他和到任局长雷法章办理了交接卷，走人了。后来他还出任过山东大学教授，抗战爆发后去了上海，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大同大学等校。其时日伪当局曾多次利诱其出任伪职，均遭竣拒。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教授。1949年后任教上海复旦大学，1957年去世。有意味的是，徐崇钦的青岛教育局长这把交椅，几十年后本地知识青年杜宇的公子也坐过，成了1930年那些文人过往的一个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