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城市史，建筑师大概是最合适的参照系。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建筑师的表情，决定了城市的面貌。青岛建设早期，城市规划、建筑立法和城市开发几乎同步，也没有多少行政干预，建筑师们舒展创造力的空间相当开阔。当然，他们也没少继承日耳曼民族的建筑传统，因为除了文化优越感之外，这些做对他们自己和业主来说，都更容易交待。

左为华格纳时装店（科尔部分）

　　最早，在青岛的职业建筑师不多，一些早期建筑就由业主自己设计，比如栈桥附近的胶海关办公楼和宿舍。不仅，随着租借地政府花费了更在气力在德国招募专业人才，并吸引移民投资物业，这种不规范的情况就有了明显的改变。通过经过专门训练的职业建筑师的手，德国，开始被一点一点地种植在了青岛。

　　新城市的第一幢房子

　　建筑师科尔的意义，在于他是青岛作为德国租借地之后的第一幢建筑物的缔造者，早在1898年9月2日政府的土地法令颁布之前，科尔就已经在清军总兵衙门（今人民会堂）的西边建造起了新城市有记录的第一幢房子。

总督官邸

　　科尔在1898年来到青岛。他设计和建造总兵衙门西边房子的过程，没有详细的资料可以查询。人们不知道他是如何获得建筑房屋的许可的，甚至，人们也不知道这个房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因为，在土地法令颁布之前，任何个人的建筑行为，都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在这方面，负责起草土地法和税法的单威廉博士本人，就有深刻的教训。因为他的一个不可原谅的个人过失，首任总督罗绅达最终成为了租借地政府的第一个政治牺牲品。

　　没有资料证明建筑师科尔具有和华人事务委员单威廉犯同样错误的机会。那么，科尔在总兵衙门西边建造的房子，最大的可能是受政府委托的。完成了这幢扑朔迷离的房子的设计和建造后，没有科尔继续有新的设计作品露面的记录，直到1902年科尔在自己所有的地块建成华格纳时装店。科尔中山路的房子建成后，租用给了埃米尔•瓦格纳经营时装店。而到了1912年，这里也已不属于科尔。查看当年的地籍清册，可以发现那个地块已在礼和洋行熊伯格名下。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我们却不知道。

总督官邸内景

　　从科尔开始，或者是以科尔为线索，回头考察1898年至1914年间青岛数量众多的德国建筑师的情况，会发现许多细节被淹没了。比如卡尔•施特拉塞尔，要确认他设计或建造了哪座建筑，就有点难。德国学者华纳认为德国总督的官邸是施特拉塞尔设计的，但克里斯托弗•林德博士则在关于这座建筑的论文中说，官邸是魏尔纳•拉查洛维茨设计的。而马维立博士却同时指出，官邸的建筑师弗里德里希•比博尔。同样的缺憾，在另外一些地方也存在着。比如华纳在他的著作里面，没有提到建造基督教堂的建筑师，开始是保尔•哈克梅斯特，后来是比博尔。而关于被林德博士认为是总督官邸设计者的拉查洛维茨，则可能是在青岛生活时间最长的建筑师。

　　拉查洛维茨的故事

　　作为一个建筑师或技术人员，魏尔纳•拉查洛维茨和青岛的联系，不仅仅限于他参与完成的建筑，同时体现在对城市开发历史的见证上。拉查洛维茨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时间，几乎贯穿了德国殖民的全过程。他1898年夏天来到青岛，1914年8月日德战争爆发时，才和另外一个建筑师保尔•哈克梅斯特去了北京。他的青岛经历，可以完整地显现整个城市建筑事业逐渐进步的过程，也可以显现城市化变化发展的基本脉络。

青岛俱乐部 1912

　　拉查洛维茨出生在1873年，25岁时来到青岛。这时，这个新的殖民地城市的所有建设，尚没有展开。在此后长达16年的青岛工作历程中间，拉查洛维茨有记录可查的设计活动，涉及了两个著名的建筑，这就是总督官邸和青岛俱乐部。尽管在气势宏伟的总督官邸的设计人员的鉴定上，一直存在着争议，但至今并没有让人可以信服的文献，能够排除拉查洛维茨曾参与这个经典建筑的设计。

　　总督官邸的建造期是1905年10月至1907年10月，在托尔斯顿•华纳所著的《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中，考证其草图设计是政府建筑师马尔克，建筑师为政府房建总监施特拉塞尔。但是，在克里斯托弗•林德博士关于这座建筑的研究论文中，却认为设计者是魏尔纳•拉查洛维茨。同时，马维立博士则考证，参与工作的应该还有建筑师弗里德里希•比博尔。就一个庞大的建筑物来说，有多达4个建筑师参与其中，也并不奇怪。从设计和工程的复杂程度上看，总督官邸在当时的青岛是绝无仅有的。

海因里希亲王饭店音乐厅（罗克格部分）

　　在总督官邸建成6年后的1913年，德国工厂联合会董事会的一位成员阿尔丰斯•派克韦特，在一本当年于法兰克福出版的书中描述说，这个花岗岩建筑“以威慑四方的气势座落在坡顶，不禁使人联想到波兹南皇宫那宏伟之状”。据另外一本德国出版物记载，曾有言传说青岛的官邸建筑耗资达百万金马克。该出版物相信，虽然百万政府投资没有被证实，但营建费超出可供使用的45万金马克是确有实据的。为此，房建总监施特拉塞尔当年不得不回到柏林，在总会计署申辩原由。他认为，由于时间紧迫而无法预算建造费用，最后势必提高造价。施特拉塞尔解释，大量使用花岗石砌立面，并非产生额外费用的原因。

　　在今天，经过了100多年风雨的侵袭和磨砺之后，作为城市灵魂建筑的总督官邸的意味，早已非魏尔纳•拉查洛维茨或者施特拉塞尔、比博尔们所能够想像。实质上，几乎所有慢步在周围的人们都很容易觉察到，这一恢弘建筑高潮的巨大回响，100年后依然令人回味。其实，更值得回味把玩的，或是发生在这里的种种牵动国运的隐秘动作。自从沈鸿烈时代将这里改成迎宾馆后，革命者也好，叛国者也罢，先驱、领袖、旗帜、导师、傀儡、汉奸、叛徒、走狗，20世纪中国政治图谱上的几乎所有大人物，和数不清楚的不大不小的权力寄生者，都和这个波兹南皇宫一般宏伟的德国城堡发生过紧密联系，它的不同时期的政治表情，它的一次次历史性命运转折，无疑可以当成20世纪中国谜语一样的政治背书来阅读。

基督教堂

　　拉查洛维茨参与的另外一个重要建筑，是青岛俱乐部。中山路和太平路口的青岛俱乐部，在1910年5月至1911年10月完成建造，建筑师是库尔特•罗克格，施工管理是保尔•弗里德里希•里希特，拉查洛维茨的职责是工程指导和内部设计。而后者的工作，有许多为人称道之处。拉查洛维茨在大型楼梯间的前厅留出的存衣处和厅内蓝色墙壁上镶有金铂的鹰徽，都给光顾过那里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鹰徽在后来100年的时间里，居然奇迹一般得到了保留，至今完好无损地镶嵌在大楼一层，令人喟叹时光倒流的荒诞。

　　青岛俱乐部在当地公共交往中的作用，当时的报纸曾有肯定。1913年11月2日出版的《青岛时报》报道说，“俱乐部作为商人、政客、卫戍部队和巡洋舰队军官的聚会中心，在殖民地的社会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它以无拘无束和惬意的形式，促进了殖民地各界人士之间的日常交流和相互了解。”俱乐部来了，俱乐部咖啡来了，尽管晚了点。这个迟到的俱乐部，通过图书、咖啡、啤酒、谈话、游戏，温暖了许多漂泊者寂寞的时光。为了适应俱乐部的多方面需要，拉查洛维茨在俱乐部底层安排了游戏室、台球厅和阅览室等公共活动空间，二层设计了一个很大的餐厅。而在地下室，拉查洛维茨则设计了造型粗朴的酒窖、厨房、洗衣间、工具间和储藏室。

　　1914年8月，魏尔纳•拉查洛维茨去了北京。他住在那里并担任了私人建筑师，直至1926年在北京去世。他死去的时候，青岛已经从被日本人管理的状况中解脱出来，听命于北京政府的指挥和调遣。

　　罗克格塑造的城市

　　作为一个建筑师，库尔特•罗克格在青岛具有显著的代表性。这不仅仅因为他的至今依然保存着的作品，几乎全部成为了具有标志性的典范，更在于他在这些设计中间，表现出的激情和创造精神。他的出现，打破了青岛早期沉闷保守的建筑设计风尚，为这个年轻的殖民地城市注入了一股蓬勃的朝气。

中间的建筑是药剂师拉尔茨的医药商店大楼（广西路）

　　罗克格生于1876年，他在进入青岛之前的经历，大多没有被本地的城市史研究者掌握。人们倾向于认为，他的建筑师生涯，可能就是从青岛开始的。他从1903年的秋天起，担任了德国青岛海军政府建筑管理局建筑处的建筑工程师。但是，在已经被确认了的罗克格建筑设计目录里面，他在这个期间的创作完全是空白。大约在1905年，罗克格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职业自立生涯。区别这两个不同阶段的标志，就是他在这个年度设计的海因里希亲王饭店音乐厅。

　　严格地说，在整个威廉二世时代，德国并不是艺术家自由创造的天堂。威廉皇帝曾明明白白地表示：不管什么艺术，只要超出了划定的界限，就不再是艺术。但是，即便是在德国，艺术家们也并没有就此止步，而在帝国的海外殖民地上，这种束缚就愈加变得苍白无力了。或许，作为罗克格的事业奠基之作，青岛威廉皇帝海岸边上的亲王饭店音乐厅，便是去除了君主专制精神压迫的结果之一。

台东镇毛奇兵营里的骑兵

　　完成了亲王饭店音乐厅的设计，罗克格接下来的订单是药剂师拉尔茨的医药商店大楼，同时，他还为海伦•路德在霍恩洛厄路设计了路德公寓。但是，在拉尔茨医药大楼究竟是不是出自罗克格之手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议。一位德国学者将医药商店和罗克格设计的另外一些建筑进行比较后指出，这里“山墙与路德公寓有异曲同工之妙；蒙莎顶的处理又类似于天津的康科迪亚德总会；曲线的运用亦见于海因里希亲王饭店音乐厅；而药店底层的粗大花岗石柱，则可在青岛基督堂的东边门上见到踪影。”不过，这终究是推测，到底医药大楼是否真是罗克格在音乐厅之后接到的新订单，依然需要更直接的证据。

　　1907年6月1日，青岛总督教堂建设项目正式向东亚的西方建筑师征集方案，罗克格参与竞标并最终获得了成功。1909年3月26日柏林出版的《德国建筑业报》，曾经刊载过罗克格的一篇文章，阐述了总督教堂的创作思路：“鉴于各种设施均设在建筑底层，教堂需要较宽大的基座。与此相应，其纵向空间延展并不显得过分引人注目。这一设计十分吻合高地建筑的要求，塔楼的设计高度为27米，从而不至于导致与周围山地高下悬殊的效果。”不过，塔楼的设计理想与实际施工方案依然有一定差异。建成的塔楼实高36米，塔盖的式样也比罗克格的招标方案更为保守。

　　在1908年前后，罗克格先后去过天津和厦门。在这两个城市，他分别设计了天津德国总会和厦门的美国海军招待所，后者的设计是罗克格受中国政府的委托进行的。在这之后的1910年，他参与了青岛俱乐部的设计。1910年以后，罗克格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了北京。他受聘设计了国会大厦和临时国会大厦、北京国际俱乐部、皇太子载洵的别墅。同时，他还参与了海军部大楼的筹建规划。国会大厦的设计，受到了朝廷的肯定并已开始动工，但由于后来辛亥革命的突然爆发，这座巍峨的巨大建筑，仅仅在完成了地基和土石工程后，就不得不宣告搁浅。

总督府学校新教学楼（舒巴特部分）

　　接下来的1911年，在德累斯顿的医疗卫生展览会上，罗克格按照中国风格设计了大清帝国的展览厅。1914年，罗克格完成了两件重要作品，一是为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称帝加冕仪式设计了政事堂，二是受托设计改建了北京前门和皇城城门，后一件作品由于同时给前门城门上的箭窗设计上了一串半圆型的装饰线，使罗克格受到了空前的指责。

　　在北京的交通部着手按照罗克格的方案改造前门时，罗却回到了青岛。1914年秋，罗在日德青岛战役中被俘，在日本俘虏营中被囚禁6年。1920年，罗返回中国，继续在北京、天津和上海从事设计活动。1924年，在完成了德国驻沈阳领事馆和法国红衣主教的住宅等设计后，前后在中国工作了接近20年的罗克格返回德国。1946年，这个优秀的建筑师在柏林病逝。

　　舒巴特和观象台

　　和其他一些政府建筑师比较，海因里希•舒巴特到达青岛的时间要晚许多。这使他失去了开发初期相对容易得到的机会，但同时也检验了他的创造力。后来的事实证明，舒巴特并不是一个平庸的模仿者，而是可以保持艺术个性和城市需要这两者之间的困难平衡的一个建筑师。这个年青的汉诺威人，在青岛工作期间，获得了把自己的设计激情释放在了市区著名山顶上的机会，并最终塑造出了新的城市轮廓线。

天文观象台

　　1878年出生在汉诺威舒巴特，成年后就读于汉诺威工业大学建筑学专业。191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德国光电学家斯塔克，1906年曾是这间大学的特聘教授。毕业后，舒巴特到了德国重工业中心鲁尔区的杜塞尔多夫为政府工作。1906年，28岁的舒巴特通过了营造专业的第二次国家考试，成为一名合格建筑设计师。一年后，通过应征，他成功获得了前往青岛租界地担任海军政府建筑总监的职位。资料显示，1907年5月1日，舒巴特从热那亚启程，开始了前往青岛的旅途。

　　7月的晚些时候参加广西路总督府学校新教学楼的落成典礼，是舒巴特到达青岛后最早进行的公开活动之一。他和5名第一批取得了中学六年级毕业资格的学生一起，见证了为缓解欧洲孩子拥挤的就学状况而建设的新教学楼的竣工。此后，舒巴特参与了政府多项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莱阳路8号的海军军官俱乐部，应该是他较早负责的一个建设项目，这个出现在海角岩石上的独立建筑，填补了青岛城市中心和东部海湾别墅区之间的一段建设空白。随后在10月份，舒巴特开始负责台东镇毛奇兵营的建造，这是殖民地自1899年开始修建的第三个大规模的兵营建筑群。这个为安置第5骑兵连和海军第三营野战炮兵中队而进行建设的军营，在1909年1月21日建成并交付使用。在后来的一段时间，舒巴特还设计了一些小型私人住宅，同时为青岛的殖民地狩猎协会在距在城市中心15公里的地方，设计了一个舒适的狩猎俱乐部。可惜的是，尽管本地的研究者后来耗费了很多努力，却始终没能确定这个早已消失了的狩猎俱乐部的具体位置。

莱阳路8号的海军军官俱乐部

　　接下来，舒巴特施展建筑师才能的机会到来了，这一次他操练的地方不是在海边，而是在市区的一个山顶上。舒巴特最终获得参与的青岛天文观象台工程的设计和建造，是欧洲天文台在东亚的一处重要观测点，同时也是青岛修筑在山顶上的最大规模的建筑体。德国国外船队协会为此提供了高达175000马克的捐助资金。从当时一份政府报告上看，这座天文台主体办公楼的设计，并不是政府直接委托进行的，而是经过了公开的招标过程，并且后来政府还公布了应征结果。舒巴特完成的设计，在很大意义上改变了城市上部的轮廓线，形成了后来人们熟悉的城市外观标识。

　　舒巴特在青岛的3年始终独自生活，除了建筑设计，他把一部分兴趣放在了对中文的学习上。1910年在合同到期离开青岛时，通过米彻尔森和慕兴立两位政府翻译官的帮助，他已经可以“想当不错”地使用中文进行交流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舒巴特在巴尔干和土耳其负责铁路和桥梁建设。1917年他结婚时，已经39岁了。战后，他进入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东亚研究会继续学习中国文化，并在1921年通过了中文口译的硕士考试。

　　在1928年的时候，舒巴特成为了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顾问。他的任务是为众多的政府公务员和官员规划住宅，同时，政府机关办公建筑也在他的指导下按照现代观点进行了建设。在南京，舒巴特参与的最重要的建设项目是中山陵，他建议兴建的一段长长的台阶，突出了主祭堂，在云雾缭绕的平台上可以俯瞰整个南京和长江。

　　1930年秋，舒巴特把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也接来中国。一年后，当他携同全家经青岛、北京重新回到德国时，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随着1937年12月南京被日军占领，在舒巴特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民国政府首都新行政和住宅区化为一片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