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董秀英的年月日

1、 安详

    见到董秀英的时候，老人正在阳光下坐着。阳光斜斜地从窗外射进来，打在老人的身上，很安详。

    这是一间不大的套一房，阳台已经打通成卧室一部分。

    在原来阳台的位置放着两把椅子和一张圆桌。

    圆桌正对着，是一横一竖两张床。

    董秀英的女儿孙迎春说，老娘已经好几年没下楼了。

    董秀英。1918生人。山东博兴县董前川人。刘大鸿的保姆。刘大鸿喊她"孙大娘"。

    老人每天的生活，就是白天坐在椅子上晒晒太阳。晚上上床睡觉。

    女儿孙迎春今年也已经65岁了。

    孙迎春说，老人身体一点毛病也没有，几乎没去过医院。两人一起已经六十多年，一直这样相依为命。

2、 新娘

阳光下的董秀英

    董秀英是1940年前后从博兴老家来到青岛的。

    她来青岛的目的是：结婚。

    她和丈夫自小结下了娃娃亲，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就来结婚了。

    董秀英的公公是孙家来闯青岛的第一代人，和董秀英家是世交。

    公公来的时候，干的是泥瓦匠的活。一辈子也一直住在台西镇。

    台西镇，后简称西镇，青岛早期的城市规划区域。1897年德国海军武装占领青岛前，台西镇只有一个叫"小泥洼"的村落，1899年刊行的《山东德邑村镇志》中记载，是年，小泥洼有324口人。

    1899年，也是德国人规划台东镇的年份。但这个为城市劳工规划的集中聚居区，很快已经无法满足使用，大量劳工向欧人区逼近。1901年10月出版的《胶澳发展备忘录》中记载："在小泥洼，代替以前社会渣滓的棚屋，以台东镇为榜样，建设了一座有宽阔街道的新华人居住区，并取名台西镇。"

    操持泥瓦手艺的孙家人，来此居住，作为早期参与青岛城市化进程建议的移民之一，是最自然不过的选择。

    董秀英家住的地方是原挪庄大院的改造地。挪庄，顾名思义，有"挪"的意思。在德国人兴建炮台之时，包括小泥洼村民的华人群体，开始移居至此，搭建棚户聚居成村，后在1930年代，经国民政府规划，统建成为平房大院。

    孙家人显然是这人群中的一分子。

    董秀英来青岛，嫁的是一个体面的丈夫。泥瓦匠出身的老孙，在挪庄已经创下了一座简易的、临街的两层小楼，而且把儿子培养成了一个民营银行的工作人员。

    董秀英从老家风尘仆仆而来，没有文化，而且比丈夫大三岁，这段婚姻是怎样开始的，已经很难说清楚。

    尽管孙迎春弄不出清楚自己的父亲接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但她说起父亲时说："我父亲长得很好，很帅，她从农村上来的，两个人就有点儿那个……"

    孙迎春出生后不久，父亲就走了。在青岛的另一个区域——上海路第三公园附近开始了另外一段婚姻生活。

    董秀英则带着孙迎春，和公婆小姑与住在一起。

3、 母女

    作为传统的女性，董秀英恪守了一个儿媳所有该做的事情，她在这座小楼上为自己公婆养老送终。公婆先后去世后，房子划归了丈夫的名下，但丈夫显然并不好意思再拿回这块母女相依的生存空间。作为丈夫的妹妹，董秀英仅有的一个小姑也欣然接受了吃苦耐劳的嫂子，她们母女和小姑就一直住在这幢小楼上。

    小姑在邮电局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董秀英也企图出去工作过，但因为没有文化，在哪里也没有干多久。

    她和女儿的全部生活来源，依赖出租房屋。他们所分到的五间房子，母女二人住一间，另外四间出租出去，一个月大约有15块钱的房租。

    也就是这差不多15块钱的生活来源，支撑了孙迎春在台西五路上小学和在青岛24中读完初中。

    不足的部分，靠董秀英做手工活补足。

    董秀英所从事的手工活，就是织充当劳保用品的线手套。

    这种手套，一扎24只。董秀英一天能够两扎，每扎挣两毛钱，一天挣四毛钱。

    1961年，初中毕业的孙迎春正赶上吃"低标准粮" ，那一年前后是中国经济最为严峻的日子。

    孙迎春被迫回到了博兴县老家。

    在老家待了差不多两年的时候，孙迎春从老家回来了青岛，看到家里多了一个还在吃奶的孩子。

    这个孩子，名叫刘大鸿。

    刘大鸿进入董秀英家，是因为邻居的介绍，这个邻居与刘大鸿的父亲是市南区干部职工业余培训学校的同事。当时这所学校还在云南路上，离挪庄大院、刘大鸿家住的观城路、刘大鸿母亲滕祥蓉工作的橡胶九厂都很近。

    照看刘大鸿。董秀英家每个月可以得到十块钱的额外收入。

    在1966年进入青岛黄海制药厂工作之前，在家等待工作的孙迎春，除了偶尔零散的务工机会，在家里面的"工作"，也就是照看刘大鸿。

刘大鸿?少年捣蛋不当兵

    文革开始之后，四岁的刘大鸿一度回到了自己家里，由哥哥姐姐轮番照看过一段时间，期间，董秀英出门干了另外一桩活，就是给"串联" 的红卫兵做饭。

    而这一年，孙迎春终于拿到了上班后的工资，每个月32块五毛钱。

    事隔不久，在新政权下进入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分行工作的董秀英的丈夫，找到了母女俩，动员母女俩将房子交给国家。

    因为收房租的方式，类似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在银行工作的他，除了有两个"老婆"之外，还拥有这五间房子的房产，为了这点资产，他如坐针毡。

    董秀英把房子给了国家，并开始每个月向房产局所设的房管所缴纳房租。

4、 幸福

    当被问及"你怪你的丈夫吗？"时，董秀英说："大鸿来的时候八个月大。"

    孙迎春怪她没有听清楚。但显然，无论是否听清楚了，这个话题也无法再问下去。

    孙迎春1970年结婚。1971年生下了自己的儿子。董秀英的"工作"，改为照看外孙。

    孙迎春的丈夫是一名转业军人，此前刘大鸿的母亲滕祥蓉给孙迎春介绍了一个对象，此人是滕祥蓉大伯父家的儿子，在滕家的男性大排行中排行老三，也就是刘大鸿的三舅。

    这位在广州学习俄语的刘大鸿三舅，其时是青岛一中的教师。

    由于滕家的家庭成份被划为资本家。董秀英获知后，断然拒绝，说"煞死也不能找资本家。"

    孙迎春后来找到了转业军人丈夫。

    丈夫是从北海舰队转业的，在北舰当兵时，被派往在武汉制造的舰艇上工作，舰艇造好后，就和同派去的战友们一起开回来。

    孙迎春的丈夫在舰艇上负责轮机工作，相当于轮机长。

    转业时，由于当时海军直属的北海舰队与地方政府关系不是很密切，被分配的工厂一般都比较偏远。孙迎春的丈夫就被分配到了位于沧口区的青岛拖拉机厂，在保卫科工作。

    不久，即晋升为科长。

    由于家住西镇，离李村较远，孙迎春的丈夫每天骑自行车上班，每天骑行的路程为50里地左右。

    就这样。天天往返。孙迎春1975年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一个叫燕子的女孩。

    一年以后，孙迎春的丈夫又一次面临提拔，准备晋升为副厂长。

    这一年是1976年，文革已经濒临结束。

    孙迎春的丈夫骑着自行车在路上遭遇了车祸。

    孙迎春带着5岁的儿子和1岁多的女儿，与丈夫诀别。

    说起这一切，孙迎春说："你说俺娘俩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个命就这么样。命运就和你两个搅不开。"

5、 房子

    1980年代末，挪庄大院改造。

    租住了五间房产局房子的董秀英一家，换得了两处新的房产，这两处都位于原来的挪庄范围内。一处为两居室，另一处就是眼下她和孙迎春住的一居室。

    孙迎春说，她的儿子结婚了，儿子也有了孩子，就把那套两居室腾给了儿子。她和老娘住这间小的："无所谓了，就俺两个人。"

    孙迎春还说："俺和俺妈，一辈子就住在这个院里，她在这里结婚，也在这里生了我；我也在这里长大，又在这里结婚，生的孩子。"

    早在1970年代，孙迎春所在的黄海制药厂曾经分过一套房子给她，这套房子在四方的人民路上，但董秀英"贵贱"都不去。

1、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低标准粮"，俗称为"低标准，瓜菜代"，是当时应对危机的一种宣传口号，指的是因为没有粮食，口粮标准从低，以瓜菜代口粮。
2、又称大串联，革命串联，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或各地互相之间交流革命经验的活动。从1966年9月5日起，全国大、中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大串联"，到全国各地点燃"革命火种"。这种数以千万人计的乘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的"大串联"，给铁路运输和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压力，造成秩序严重混乱。而且，这种串联活动使各地的文革和派系斗争更为激化，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