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家事

1、名片
    78岁的刘涵芬坐下的时候，递过来一张名片，这张泛黄的名片上约略带着一点水渍。名片右下角，有两个电话号码和一个电报号。电话号码只有六位数。
    从青岛网通的有关记载中看，青岛的电话号码2005年已经升至八位，六位升七位的时间为1993年，五位升六位的时间为1986年。
    刘涵芬——1933年生于山东黄县黄山馆 。"山东进出口商品检验局科长、工程师"。
    刘大鸿的大姑姑。

刘大鸿·大姑临终

刘涵芬说，她兄妹四人，长兄刘纯瑶——刘大鸿的父亲，生于1930年，1980年逝于一场车祸；小妹，1935年生人，目前生活在江西南昌；小弟，1940年生人，8岁时随父迁居美国，后成为医学博士，1980年代在一次医学事故中去世。

2、黄县•青岛
    刘涵芬陪着祖母来青岛的那一年，正好13岁。
    她是兄妹四人中最晚来青岛的，长兄刘纯瑶从黄县跑出来的时候，也是13岁。
    刘纯瑶逃离黄县是为了一件漂亮的学生装。在刘涵芬眼中，那是擅长针线的母亲——王佩英的一件"杰作"。
    穿着新装的刘纯瑶自然神气得很，意外间撞上了二鬼子（伪军），二鬼子扬言要抓他。刘涵芬说，那可能是想敲诈一笔钱。这件事吓坏了以孙为贵的祖母。她老人家没敢让刘纯瑶回家，径自在野地里将孙子打发往青岛。
    刘纯瑶到青岛要投奔的是他唯一的姑姑——刘桂荣（音）。早年嫁到青岛刘桂荣，夫婿家境殷实。
    刘纯瑶的青岛之路从此开始。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人带孩子，雇主是姑父的一个资本家亲戚；后来又到禹城路的弘丰商行（音）卖货，东家也是刘桂荣的四婆婆一家。
    刘涵芬说，在她和祖母来青岛的前一年，母亲王佩英带着弟弟妹妹先来了，他们是奔着父亲刘思慈（字竹南）来的。

刘大鸿·父亲说书

3、婚姻
    刘涵芬在描述自己父母的婚姻时，用了一个很口语化的短语——"整天打仗"。
    时至暮年，她依然无法改变对父母亲不算好的印象，父亲在她眼中是一个极不顾家的人，而母亲则和"自私"这样一个词发生了关联。
    刘涵芬印象最好的人是她的祖母，老人家的善良与大度，令她感怀了一生。1966年文革风暴袭来的前半年，祖母在单县路的家中病逝，享年80岁。
    单县路的房子是山东商检局分给刘涵芬的宿舍，她说，她完成了父亲交给她的任务。
    这个任务是1948年父亲离青前交给她的。
    那一年，父亲刘思慈（字竹南）刚刚从青岛市警备司令部法务处处长的职位上去任。
    但刘思慈的仕途之路在什么时候铺开，刘涵芬已经无法描述清楚。
    刘涵芬还清楚地记得，刘思慈毕业的学校——朝阳大学。
    这所民国时期著名法科大学，创办于1912年，其近四十年的存在历程，培养毕业生约7000人，其中法律科系学生占据70％，大部分毕业生或从事司法工作，或致力法学研究，或执教于各级院校，曾为民国的法律事业有过不可抹杀的贡献。
    "北有朝阳，南有东吴" 和"法学摇篮"更可见其一时之誉 。
    背负了旧式婚姻的刘思慈，在奔赴朝阳大学不久后，即开启了新式的爱情。据说，热恋中的一对法学青年还得到了老师的祝福。
    毕业不久，刘思慈并没有回到山东，而是与恋人一起奔赴其无锡老家，刘思慈在无锡的职位，刘涵芬说不清楚，但她确切地说，那位新女性似乎做过无锡地方法院的院长。
    抗战胜利后，这对恋人抵达青岛，"新女性"似乎想这个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院辖的城市里开办一间律师事务所，但她没有想到从此也就卷入了混乱的新旧婚姻纠纷中。
    1946年3月17日，鉴于青岛地处战略要地，为加强防卫力量，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设青岛警备司令部，任命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丁治磐中将为青岛警备司令部司令，市长李先良任副司令，司令部设于馆陶路22号。
    出身于江苏陆军讲武堂的丁治磐，如何将刘思慈罗至麾下不得而知。
    但出任法务处处长的刘思慈很快就有了两个官邸，一处在湖南路，一处在苏州路29号。
    刘涵芬记得，这两处官邸，只是父亲和新女性的寓所。她和祖母的落脚地是市场一路，而母亲和弟弟妹妹则住在另外一个地方。
    他们全家的生活来源是由父亲交给姑姑，然后由姑姑代为安排。
    解除旧式婚姻，是刘思慈很自然地一种想法。为了避免新旧家庭的矛盾，刘思慈一度想将王佩英安排到较偏远的浮山所一带居住，已近成年的刘纯瑶在看过房子之后，当场守着母亲流下热泪，刘纯瑶说跟母亲说：如果搬到那儿，弟弟妹妹都没有办法上学了。
    这一切，王佩英显然不能接受，在这个传统女性看来，一纸"休书"是对她来青岛后最大的羞辱，于是她选择了逃避，躲到了一个亲戚家里。
    找不到王佩英的刘思慈，按照当时解除婚姻通行方法，作了登报声明，在《民言报•晚刊》 声明道，如果王佩英执意不出面解除婚姻，将不再为其提供生活来源。
    在刘涵芬看来，那是一段不胜其烦的日子，直至1948年父亲被免职。
    刘思慈的被免职，据说与其"私通"中共有关。所谓私通其实并不存在，因为刘思慈并不是知情者。青岛地下党组织当中有部分黄县黄山馆人士，后来在青岛市公安局工作的刘平就是其中之一，而这些老乡甚至远房亲戚，有的利用同乡关系进入了青岛警备司令部，与刘思慈走得很近，刘思慈也出于此谊，对他们多有关照和保护，后来相关人士被国民党方面查实，刘思慈由此受到株连。
    也就是这一年，青岛警备司令部有过短暂的"升格"，是年1月被扩充为国民党第11绥靖区，四个月后，又恢复旧称。
    刘思慈在被免职后，决定乘船前往上海，随着国内战事的吃紧，南迁的人群在不断积聚。
    刘思慈走的时候做了这样的决定：大女儿刘涵芬初中毕业后找个工作负责照顾祖母，小女儿陪伴发妻王佩英，长子刘纯瑶业已自食其力，自己带上年仅八岁的小儿子南下。
    刘涵芬还清楚地记得，父亲走的那天的情形，不过，这是兄长后来向她描述的。
    "弟弟一只手里拿着香蕉，被父亲紧紧地牵着，父亲说，我必须等到看见船开走才能离开，于是我一直在码头上站着看着他们离开。"
    刘思慈没有选择径直前往台湾，而是在上海作了短暂的逗留，在上海的街头，刘思慈偶遇了在一个曾任某教育局局长的亲戚，他说的第一句话："千万别告诉桂荣，我来了上海。"
    刘思慈后来的情形是1985年代刘涵芬才听说的，原因是有关部门在外调刘涵芬的入党材料时，找到了老地下党员刘平。而刘平在文革末期曾被因和刘思慈的一段交往经历被"挂起"，为落实这段情况，查悉了刘思慈的情况。有关这次调查的全部情况，只有简短几句话：刘思慈在台湾一间飞机场做过空军司令。小弟后在美国上学，成为医学博士。
    刘涵芬说，这些消息她一直瞒着母亲，她不想让她知道，因为到了1980年代，母亲还在想着和父亲恢复关系。
"后来，母亲到南昌寻找她更为亲近的妹妹去了，并且是在南昌去世的。"
    而刘思慈，最终病逝于台湾。

4、亲情
    刘涵芬谈到与兄弟姐妹的关系时，几欲落泪。
    她说："我一直很后悔，因为解放以后，我的经济状况最好，但那时候只知道光革命去了，没有给哥哥和妹妹多少帮助，这一点，我做得很不好，我觉得很欠他们的。"
    刘涵芬1946年来离开黄县黄山馆前曾在村办小学中读过书，来到青岛后，插班进入在天主教堂旁的培基小学读六年级。毕业后升入位于大学拐弯处的崂山中学，然后又转入七中。
    七中毕业后，刘涵芬又参加了党校学习班，1953年结业即进入工业局工作，在那里干了一年多，1954年调动到商检局。
    有与旧家庭有决裂之心的刘涵芬，在火热的年代进行着火热的自我改造。
    因为在全面划分家庭成分之时，她们一家被划为了地主。
    划分的依据是刘家在黄山馆的14亩地。
    在刘涵芬是祖父留给一家人的遗产。在她的印象中，祖父是个常骑着毛驴外出，替人家写状子打官司的讼师。除了这个，祖父确实不干农活，似乎天天喝酒。
    "祖母人很好，很和气，对谁都很好。"这是刘涵芬对祖母的评价。
    刘涵芬的祖母是祖父的续弦，原来只是家里的一名丫环，所以祖母的勤劳仿佛是与生俱来的，"她甚至还下地干活。"
    雇短工，其他人并不参加农田劳动，是刘涵芬对黄县"地主"生活最典型的回忆，她说，划成份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家里人参不参加农田劳动。
    祖父只有一男一女一双子女，所以家里除了外出上学的父亲，流离在外的兄长，并没有什么劳力，对她们一家老小而言，农田劳动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于是，就有了"地主"的帽子。
    刘涵芬的积极向上和吃苦耐劳，在最初阶级成份还不是天大的事之时，有了很快的回报，1954年，她加入了共青团，并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她甚至被调到外贸部帮过一段忙，在北京，她在团支部活动中认识了一个毕业于南京大学质保专业的大学生，并很快恋爱，外贸部的领导因此想把她调到北京，但了解了家庭背景，发现比较复杂，显然不太适宜于在中央部委工作，于是作罢。但大学生随她来到了青岛，两人在商检局同一科室工作，干着不同的专业，开始了共同的生活。
    感情的顺利，并没有为她带来政治生活的顺利，对1985年才得以入党，刘涵芬百感交集，那一年她已经52岁，逼近退休。
    "入了党又怎么样了呢？"她说。
    比刘涵芬小二岁的妹妹，自小即与她不投脾气，1949年以后在四方北岭的治金学校上过中专，后服从分配到南昌工作，最终的单位为南昌设计院。
    "因为不在一起住，关系也不亲。"妹妹去南昌后，也极少与刘涵芬通信。
    相比较而言，刘涵芬与哥哥刘纯瑶的关系还算近一些。
    1953年，刘纯瑶结婚的时候，还将新娘娶进了胶州路的家中，那时刘涵芬和哥哥短暂地住在一起，房子在市立医院的斜对面。
    但这种情况也没有维持多久。

5、哥哥

刘大鸿·哥哥挨揍

刘涵芬对刘纯瑶最典型的印象，一个是有才华但锋芒毕露，另一个则是爱面子。
    刘纯瑶在1949年以后，能够从商行进入青岛公安局工作，完全得益于他的学识和才气。
    考试的时候，刘纯瑶漂亮的字迹让监考人很是赞叹。于是，他很快被录用。
    如沐春风的刘纯瑶，在批斗于小脚 、清查会道门 、"三反""五反"的过程中表现非常积极，很快加入共青团。
    家庭成份和背景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候，刘纯瑶被调离公安局，转至商业系统工作。
    在商业系统，刘纯瑶卖过粮，也卖过煤。
    心有不甘的他通过勤奋自学，于1956年以在职的身份考取了山东师范学院古典文学专业。
    刘纯瑶那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是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双百方针，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6月13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开始掀起一股"鸣放"的潮流。这一潮流一直延续即1957年春夏之交整风和反右运动的兴起。
    入学后不久，作为总班长和团支书的刘纯瑶，很快参与鸣放，为校领导的提意见。
    刘涵芬的回忆，是他给校长贴了大字报，"他就是太张扬了，也不考虑考虑自己的家庭情况，领着同学闹什么。"
    刘纯瑶很快成为学生"右派"，被留校改造，改造时原来能够领的工资也被停发了。
    或许是因为是学生"右派"的缘故，他名列第一批"摘帽"右派名单。
    大学毕业后，刘纯瑶被分配至青岛市市南区干部职工业余学校担任语文教师。一直到其不幸亡故。
    刘涵芬还记得去参加哥哥追思会时的情形，"教室里贴满了学生们给他写的诗。"
    有关刘纯瑶爱面子的事，刘涵芬说的不多，一是每次嫂子因为经济等问题和他争吵，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守着孩子，他都觉得很痛苦，很下不来台；二是，在1949年到公安局工作后，为了争面子，他自愿参加供给制——也就是国家不给工资，只给生活费。

1）《地名志》（清）记载："黄山馆在山东黄县西南六十里，西深渤海，南交招远县界，今拟置县佐"。《招远县志》载："黄山，在县北四十里，为县治大河关锁。山麓为黄山庵，上有元君行祠。跻其巅，去海不数里。北眺长溟，一碧万顷。"

2）朝阳大学创办人为汪有龄，董事长为居正（觉生）。1949年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

3）《民言报》创办于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市党部直接领导。报社和印刷所在上海路原《兴亚新报》社址（今工人文化宫，原址拆除），该社除了出版《民言报》，还出版《民言报•晚刊》和《民言报•英文版》。

4）《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8月14日颁布实施，该决定第一条中说："为了正确地实施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特公布本决定"。该决定有关"地主"的描述为：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是以地租方式剥削农民，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方式。管公堂及收学租也是地租剥削一类。有些地主虽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有劳动力仍不劳动，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

5）青岛平康里妓院老鸨。1950年在镇反运动中，在五号炮台（海泊桥）被执行枪决。

6）1951年3月10日，青岛市军管会颁布《取缔反动会道门布告》，在全市开展大规模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斗争。全面登记，查封坛口，动员一般道徒退道，约有一贯道、九宫道、甘珠尔瓦、呼图克图等15种会道门组织基本被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