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青岛百年美术的历史，不能绕开遗老士绅这个人群。

　　无论1891年的渔村“转型”，还是1897年之后由德国人“送”来的现代城市规划，都无法使一个原先极端草根的渔村社会快速向中国传统的上流集群迈进。

　　为城市规划实施奔涌而来的那些建设者和市井业态的构织者，尽管也将周边的民俗与文化生机裹挟而来，但这生机也多与诗书画印的文人仕子情趣无关。

　　1911年辛亥革命生发的炮火，也把遗老士绅这个人群“打”到了青岛——他们既不愿意臣服于中华民国，也没有机会为大清作殊死一搏。

　　德国同善会传教士卫理贤在后来著写《中国心灵》一书中说：“在青岛以友好的方式接待了第一位客人以后，其他人接踵而至。过去中国黄海边的一个小渔村，现在成了古老的中华帝国最重要的人物聚首的地方。其中有不少人安居下来，即使他们已经习惯了新的形势，并在年轻的中华民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角色，他们还是把青岛作为自己避暑的好去处。在当时的青岛，大臣、将军、总督、各种高级官员、学者和实业界人物汇聚一堂。”

　　卫理贤所提到的第一人，只是济南府的一名教育专员，当时他已经出任上海一间兵工厂的厂长，他与自己秘书从叛乱的士兵手里逃到了青岛。

　　德国人的处置方式是，“只要逃亡过来的各党派人士遵从该地的规则和法律，他们就会得到保护”。

　　当时的《申报》，这样报道了1911年10月27日进入青岛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初寓西洋亨利大饭店，继乃出资自买大洋房一所居住，其家眷则时常往来青沪间。盛在青岛，出入均有德兵保护，异常戒备”。

　　逐渐与遗老阶层多有过从的卫理贤，继而写道：“这些在知识界颇有影响的人物从四面八方汇聚到青岛。除了事实上居青岛的人之外，还有些重要人物来此作长期或是短期访问。于是青岛为古老文化最杰出代表的相识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人们聚集在一起聊天、下棋、观赏旧字画，还以比赛的方式即兴作诗。”

　　这时候的青岛，显然已经有些不一样了。

　　1912年的《胶澳年鉴》描述到：“由于大量富有中国人的移入，保护区的商业及工业生活获得了新动力。内地的好收成刺激了商业，乃至中国商界也经历了一个好年景。官银行（山东官办银行）在青岛开始营业，最大、最有实力的山西钱庄之一——大德通，同样也于1912年春天在这里设立了分号，成为中国大钱庄在青岛的据点。” 与此同时，海外的金融机构纷纷在青岛建立分支——汇丰银行设立青岛支行、俄华银行青岛分行、日本正金银行青岛分行相继开业……

　　商业和金融业的繁荣，为文化的流通也带来了可能。

　　有资料说，这批遗老的人数约有一百二十多人，绝大多数两榜正途出身，出自翰林院者有五十人左右，官至副大臣（侍郎）级别以上的有二十多人。

　　显然，这些人当中，精通诗书画印的，不在少数。

　　除影响甚巨的康有为外，学部副大臣刘廷琛、军机大臣吴郁生、工部尚书陆润庠、法部侍郎王垿都算得上官场中的翘楚书家。

　　而溥伟的弟弟溥心畲、商衍瀛的弟弟商衍鎏，其画技与天赋也在往来青岛间为人所熟知。

　　1914年的日德战争，不仅坏了德国人的远东梦，也扰了遗老们的清梦。

　　成为战场的青岛，吸引力迅速消退，遗老们也就四散而去。

　　尽管他们带走了诗学和气度，也让雅集和清议的沙龙风光不再，但他们还是把一种气氛和珍重书画及雅玩的氛围留在了青岛。

　　叶恭绰与青山绿水同在的“潮音瀑”、刘廷琛苍劲饱满的“谦祥益”，以及吴郁生后来题写的清秀俊逸的“玉生池”和“瑞芬茶庄”，更是印烙在了新青岛人的心里。

　　尽管此后札根青岛的王垿在1921年写给劳乃宣的《有感》中叹喟说：“壬子夏，余来青岛时，京外士绅居此者百数十家，今惟数人矣。”

　　但这个气场的积聚，也为青岛书画乃至文化教育后来的发展作了铺垫。这个人群还为青岛早期书画“贡献”了一个“大家”，他就是黄公渚。

　　生于1900年的黄公渚，原名黄孝纾，其父黄曾源曾任青州知府，两任济南知府。黄公渚少年时代随父移居青岛，寓居湖南路51号，1924年南下并入浙江湖州嘉业堂藏书楼十年，为版本目录学和诗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十年间，黄孝纾在完成嘉业堂工作之余,常常参与上海的文士集会活动,同时还在上海南洋公学、暨南大学兼任教职。

　　1930年，夏敬观、叶恭绰、吴湖帆、黄宾虹等人在上海组成“康桥画社”，黄公渚也参与其间，而初具画名。1934 年，嘉业堂由盛极转衰开始零星卖书，黄孝纾才回到青岛，出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讲授古典诗文。

　　1936年，山东大学经费遭山东省政府恶意削减压，校长赵太侔辞职，代校长林济青治校官气十足，令许多教授不堪，黄公渚也于此时离校北上居于北京，直至1946年，山东大学复校，赵太侔重新执校才返回青岛。

　　黄公渚治学广泛，著作很多，计有《欧阳永叔文》选注（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楚辞选》（与陆侃如、高亨合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欧阳修词选译》（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等；为王云五、朱经农主编的《学生国学丛书》选注《玉台新咏》、《周秦金石文》、《两汉金石文》、《三苏文》、《黄山谷诗》、《司马光文》、《钱谦益文》、《晋书》八种；他的《天问达诂》亦有写本印本行世；而在诗文创作方面，有《匑厂文稿》六卷（1935年铅印，陈三立题签）、《匑厂词乙稿》（线装一册，民国间排印本，纴海楼丛刻之一）、《崂山集》（诗歌部分有1952年印本、词部分有1962年油印本）等。

　　而钱基博先生主编《现代中国文学史》（增订本，世界书局1936年版），也将黄孝纾列为骈文四大家之一（另三人为刘师培、李详、孙德谦）。

　　集诗书画于一身的黄公渚，其画以山水为长，初法“四王”，后效明沈石田、文征明、李流芳诸家。晚年尤喜崂山山水，自号“辅唐山民”，数度赴崂山写生。

　　“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在《艺林散叶》第1345条记有：“黄公渚爱慕青岛崂山胜迹，对景写生，成三十余帧，每帧附一词，影印赠友。”

　　而夏敬观先生对黄公渚的画与诗，则有这样的题赠：“在昔曰摩诘，画中常有诗；非惟画则然，于诗亦有之。画与试诉和，诗待画发挥；即诗而即画，相依勿相离。匑厂工诗者，人称为黄师；不知其画妙，乃亦其诗奇”。

参见：

　　参见卫理贤：《中国心灵》，王宇洁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150页

　　参见陆安：《辛亥革命后清朝遗老移居青岛世态百象》，载《文史春秋》2011年第8期

　　参见刘怀荣：《黄孝纾生平、创作与学术成就述略》，载《文史哲》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