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最早的鲁迅雕像

　　3、书信

　　1942年至1945年，在重庆磐溪的国立艺专曾经集中国艺术界一时之盛，校长先后为陈之佛、潘天寿，绘画教师有林风眠、丰子恺、关良、丁衍庸、黄君璧、傅抱石等人，而雕塑教师则是王临乙、曾竹韶、刘开渠。

　　曾有传闻说，新政权建立的初期，傅天仇在应徐悲鸿邀请组建中央美院雕塑系时，曾到处寻找李文贵入校任职，非常遗憾的是李文贵找不见了，岂不知，这个李文贵已经更名李轲民。

　　在有关中央美院雕塑系的历史文献中，虽然将傅天仇作为中央美院雕塑系召集人有可能存在误识的成分，但这样的传闻一点不难证实。

　　钱绍武所撰写的《雕塑系三十八年历程回顾》中曾清楚地提及，中央美术学院在1950年建校后，雕塑系的师资仍然是原国立北平艺专的阵容，王临乙担任系主任，并与滑天友和王丙召一起主持教学。

　　而批评家殷双喜则曾提及当时的中央美院为解一时师资与创作人员之渴，1953年曾将第一届雕塑系26名毕业生中的21人悉数留校，“流失”的郭德庵、吉信、丁莱亲、张开先、廖家福等5人则是因为提前分配了工作。

　　殷双喜同时提到，1953年，滑天友已经替代王临乙出任系主任，在专门成立的指导小组中，有了这样一些名字：司徒杰、傅天仇、郑可、刘小岑、于津源，以后陆续调入了凌春德、谷浩、邹佩珠、刘士铭等四人。

　　透过这份名单不难看出，司徒杰、傅天仇、凌春德等人都是与李轲民同期的国立艺专学生。

　　而李轲民在当时的闻名，丝毫不逊于此三者。

　　李轲民和傅天仇的联系，是1950年代重新恢复的，他和傅天仇的重逢，是在1967年的北京。

　　这则信息，来自于李轲民在文革之后给泽征信的草稿。

　　从相当数量的李轲民遗稿中可以看出，步入晚年时，李轲民写信仍有打草稿的习惯，这样的信稿多发生于老同学和老朋友之间，草稿完成后，他再作誊抄。

　　在李轲民的遗物当中，傅天仇致李轲民、李枫致李轲民都有十几通之多，与李轲民通信最多的当数王昭善，数十封的信件足以见出两人感情之深。

　　晚于李轲民一年入学的王昭善曾在一通信中表达了对李轲民的溢美：“吾兄在灵岩寺交谈中涉及艺术方面的问题，对弟帮助启发很大，这在周福森同志执笔的文章中，吾兄会能察觉到的。弟认为兄对灵岩寺塑像的技法风格，有着很深的见地，希望吾兄能在此方面写篇文章，或独自发表或合作皆可，不知意下如何？来信中所谈中国雕塑技法风格的发展路线问题很有道理，对弟等写艺术和文艺两部分的内容，会有很大启发、补充作用，希望吾兄多谈这方面问题，不一定很系统，很完整，支言片语亦可。”

　　这封写于1984年春节前夕的信件，无疑是对晚年李轲民美学思索的一种侧面肯定。

　　两年以后，李轲民撒手人寰。

　　李轲民的儿子李遂至今还记得王昭善来青岛奔丧时的情形：“他接到电话，接着就坐火车来了，也没跟家里人打招呼，以致于家里人到处找他，以为他失踪了。”

　　翻阅李轲民遗留的信稿不难发现，在那一代艺术家的内心当中存留着浓厚、深挚而又纯粹的艺术情结，和作为知识者的不灭情怀，若隐若现的家国抱负和个人情感掺杂其间，复杂、真实、立体。

　　傅天仇在1981年1月5日的一封短信中曾与李轲民述今忆往，信中这样写道：“这次收到你寄来的照片也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想起青年时代的日子。我到过重庆，沿着磐溪寻找黑院墙，可惜没有一点痕迹了，感到茫然……这照片是可贵的纪念物，我不爱写文章，但由于住得远回家后无条件作雕塑又不愿游手好闲，只好笔墨抒情，缺点很多。你从鼓励的角度来谈，对老同学的感情来说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们都已年过花甲，往古来稀大步迈进，但是还有一颗以业务来为世人服务之心，这是值得高兴的事。”

　　而存留于这些老人之间的艺术探讨也不绝于缕。比如李枫在1980年8月21日给李轲民的信中则写道：“从照片上你的作品来看，人物面部表情是鲜明的，用的好像是花岗石，如果确是花岗石，加工得如此细致，实在太费力了，你的年事关系，体力逐步有限制，还是概括点好，不必那样具体细致地刻划。山东有一种叫丰花石的白色大理石，我曾在上海见过，质地松软，那一定比花岗石好刻，不知在青岛你能弄到手吗？这种石料刻刻女性、儿童、少年较适合，就是不经风华罢了。不知你对渔民、海员、老农等奔放、粗犷朴实的形象，感兴趣否？我认为青岛的花岗石，似乎很适合大块面地表现上述人物。这种看法不一定对，何况艺术上百家，仅作我这一家谈谈。如果要提意见的话，希望你在民族形式上多探讨一下。在某种要求的肖像雕刻，要写实些，除此之外，还是强调概括简练，强调作品的外轮廓清晰，能说明思想，强调作品的强烈空间感——雕刻感。异论，请批评。”

　　4、疑问

　　高扬的青春，宽大的人脉，深厚的学识积累，都与李轲民在此后青岛的成就对位发生了倾斜，也给世间留下了疑问。

　　“穿越”李轲民的信件不难发现，李轲民对早期的自我认知是存在一些疑虑的，其中最大的疑虑是“不可靠”。

　　后来作为《天津日报》美术部主任的黄克在多年以后给李轲民的信中，有过一番别样的解释。据黄克说，国立艺专的地下党活动，在云南昆明时是最为积极的发展时期，学校迁至重庆后，“由于反动势力猖獗，四一年‘民先’ 就停止了组织活动。四二年，国民党二次反共高潮后，环境更加困难，地下党主要负责人陈明不得不被迫离开学校。所以，你那时未卷入政治活动，是有着很大客观原因的。望能简单地归之。”

　　黄克在信中说，“不可靠”只是李轲民个人的一种疑虑，这样的现象在其他同学身上也有，包括当时与黄克有多年感情的一个女同学也选择了不辞而别。

　　黄克说：“45年，是八路军办事处让我带了几个同学去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才离开重庆的，后来因为抗战胜利，敌人掐断了交通线，一部分同志未走成，后来我才辗转到上海找党的地下关系。”

　　显然，当年在雕塑和诗歌领域均有积极表现的李轲民，对地下党组织没有重视和使用他很是疑惑，对黄克带了其他几个同学走而没有选择他，也甚是疑虑。

　　这也使得他于1945年夏自国立艺专毕业后，转道了西安，准备从西安回返青岛老家。

　　令李轲民没有想到的是，暂时在西安一所私立学校当教员的他，竟然羁旅于西安一年多。后来才绕道武汉、上海，回到青岛。

　　李轲民在1947年前后，回到青岛后，在私立黎明中学 担任美术教员，直到新政权建立，后来又调到青岛师范学校教书。但留存于李轲民内心当中的疑惑，多年都没有消减过，这也是他没有投入解放区参与火热的政治生活及艺术生活的根本原因。

　　从国立艺专毕业后，李文贵意味深长地将名字更改为李轲民，“轲”，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乃“接轴车也”，是指具有两木相接的车轴的车；“民”字，则是如同汪洋大海的“人民”，其心结或见一斑。

　　李轲民的儿子李遂还记得叔叔后来向他讲述的“父亲回来时的情形”，他回来的时候，只带了一只破旧的大箱子，另外买了根甘蔗，大约是预备给家里的孩子们吃的。

　　5、还是疑问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

　　作为孝子的李轲民，后来遵循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安安稳稳在青岛做起了中学教员。

　　李遂说，父亲回来是为了还债的，他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多年的外省求学与游历，使他感觉到自己亏欠祖父很多，于是安心回来侍奉老人。

　　李轲民家族的青岛之旅始于其父亲一代。

　　李轲民的曾祖父曾有过一官半职，但仕途不顺，很早就给后辈立下了规矩，不再走政治的道路，改吃技术饭。到其祖父一代，似乎碌碌无为，日趋衰落的家世使其意志消沉，常常在家喝酒是后人们对这个先辈最简略的印象。

　　李轲民的父亲，幼时已经移居胶州，他的命运跟离家不远的胶济铁路发生了必然的关联。

　　李轲民的父亲，原名李芳德，后来靠精湛的木工手艺成为一名胶济铁路公司的雕刻技师。

　　据说，胶济铁路 线上，火车上包厢里的木刻件，以及车用的铜制雕件相当一批数量都出自李芳德之手。日德战争爆发后，德方工作人员在撤走的同时，带走了李芳德大量的作品。

　　晚年李芳德曾经留下过一帧照片，老人一手拿着雕刻刀，一手拿着一个狮子刻件，神情迷离。

　　李轲民从艺于雕塑，父亲的影响毋庸置疑。渐渐长成的李轲民后来入铁路职工的学校学习，抗战爆发后，坐着火车离开了青岛。

　　李轲民离开青岛前，就已经成了家，新娘似乎来自胶州农村，成为新式青年的李轲民对于这样的旧式婚姻并无兴趣，他选择了离开。而那个新娘也在不久的几年后悒悒病逝。

　　无论作为旧婚姻的摆脱者，还是一个长期的漂泊者，从西安辗转回青的李轲民都背负了不小的情感债务。

　　他很谨慎地在家居附近的小鲍岛找到了位于中庸路的黎明中学，并开始了教习生涯。新政权建立初期，顺势进入合并的青岛市第十四中学，然后作为三级教师调转到青岛师范学校。

　　李轲民的新婚姻在同事的撮合下开始。新爱人名叫董瑾芳，这个早年为了供给弟弟读书的青岛国棉二厂女工成为了标准的晚婚女性，终于与生于1919年的李轲民步入了婚姻殿堂。

　　当董瑾芳分得了人民路国棉二厂285号内404号的小院落之后，一家人即在此开始漫长的生活，直到李轲民故去。

　　当然，李轲民也将自己父亲李芳德接到了身边，为父亲养老。

　　李芳德于1976年完满了自己的人生旅途，时年已经104岁。

　　在父亲身边尽孝的日子，李轲民没有遭遇太多的人生磨难。青岛早期城雕开拓者吴文家曾有一段回忆，说是1966年，王建云和吴文家曾向市革委会申办组成青岛市雕塑办公室，并已纳入市革委部室规划，办公地址也安排在湖北路8号二楼。组建及调入成员则有——王建云、吴文家、李轲民、石可、徐立忠、于家骧、苏白、冯正、刘胜石、岳树亭等人。当时作调动时，遇到了阻力，因为上属人员皆在各自单位受批斗。吴文家还记得李轲民到任时，被“红卫兵”剃的阴阳头尚未覆盖。”

　　李轲民的儿子李遂称这段记忆可能有误，他记得1960年起父亲已经开始大量脱发，大约是这样情形，被吴文家当作了阴阳头。

　　李轲民有关自己在文革中的情况，在他给泽征的书信草稿中有所显现：“文化革命开始时，我在济南搞大庆展览会，躲开了开始时的锋芒，大庆展览停办后回校，也受到一些冲击，只因我是一般教员，既无名又无权，没什么搞头，随后就在校搞宣传，67年调到省市搞主席像，复制收租院，搞展览会等雕塑任务，忙得仍不可开交，就这样忙忙碌碌一晃三十年。”

　　不难明白，在这样一种平和的生活状况中，李轲民没有选择北上南下，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是人生的一种抉择。

　　有关李轲民的性格，在他1980年代的一封家信中有非常充分的呈现，其时，他到济南承接一个雕塑工程，在给妻子蔡瑾芳的信中，写明要求长子李速请假到济南帮助他工作，信中对李速之行作了明确而细致的交代：“来的时候，不需带什么东西，带点罐头（家里有的两瓶即可），糖块（家里有的）水果即可，行装要简单、轻便，到济南下车出站后，向右走到站前的马路直走穿过两条马路（也可能是一条马路可打听一下）到经二路乘1路汽车（不是电车，因还有一个1路电车）到终点站下车，就是洪楼，下车后问一问洪楼南路（就在车站下车方向右边）向南走一里左右过了花岗岩精密仪器厂，在建筑构件厂旁边有一个小门就是16号，进去后一直向南走，到最南边的一座房子，就是王老师家。”

　　这条被如此细化的路线图是写给一个30岁左右的儿子的，其作为父亲的拳拳之心一目了然，同时也反映了李轲民细致、感性、周到、小心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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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雕塑系三十八年历程回顾》，载《美术研究》1988年2期

　　2.参见殷双喜：《蓦然回首：半个世纪的足迹》，载《雕塑五十年1955—1998》中国出版社（香港）1998年9月版11页

　　3.全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或“民先队”，是中国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救国组织。1936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于北京。其组织成员共300人左右，分成36个分队。在抗日战争中，队员们积极参加抗战。后并入青年救国会。

　　4.黎明中学原址位于中庸路53号，1952年，青岛市文教局根据教育部关于接办私立中小学的指示及山东省文教厅的具体规定，对私立中小学进行接办，将私立郁文、立达、黎明中学合并为山东省青岛市第十四中学。

　　5.1899年至1904年间，德国人在青岛与山东省会济南间修建了一条贯通山东腹地的胶济铁路。这条铁路的筑成与通车，对山东社会、经济各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晚清山东历史上重要事件之一。此铁路的修建源于1898年3月6日签订的《胶澳租借条约》，通过该条约，德国获得了胶州湾99年租借期，同时取得了在山东修筑胶济、胶沂济等铁路及开采沿线矿产等特权。《胶澳租借条约》签订后，以德意志中央银行为中心、包括德亚银行在内的14家大银行达成协议，组成德华银行，为设立山东铁路公司和矿务公司联合投资。

　　6.吴文家：《回忆青岛雕塑》，载《春潮——青岛首届当代雕塑艺术展》2009年自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