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后期，向阳院遍布全市每一个角落：当时，青岛市的里院多，基本上都是以“口”字为基础，这跟中国传统院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在解放前建造租住给中下层以及最底层贫民的。这些里院的建造都是在第一次日占期间，由于大批的移民涌入，小鲍岛开始建设，这些集中建设的院落没有名字，所以就以所处的街道或者院落里居住的人的行业命名了，如：市北的新民里，新华里，我们家居住的大院叫福山里，这些里院都有一种共同特点，里院的门头房基本都是商用，院里还是住家为主。院子里都是十几户、二十几户人家，三四十户，各个家庭居住面积不大，都是十几平方米至二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一门一窗为一间，面积通常为14——16平方米。裾记载：1933年全市共有“里”506个，有房16701间，住着市民12069户，可见大部分是一户一间。每间月租2——10元。院子里的人共用一个厕所一个水龙，都在院子中间。

向阳院

　　记得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青岛学习烟台开始办向阳院，仅仅几个月，向阳院便在全市里院推广开来，每条街道的里院名字变了，到处都是向阳院，我们吉林路25号大院的“向阳院”三个字是有书法家高小岩老师写的，因为他在院里也住了一间仅仅16平方米的小屋，每天都与我们见面，给院子写门头“向阳院”的字是义不容辞了。

　　“向阳院的故事”电影在青岛上演了，这部1974年摄制的影片反映了退休老工人石爷爷带领向阳院里的孩子们利用暑假学雷锋做好事并敢于同坏人坏事做斗争的故事。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年代有点久远，但是电影里的情节我依然记得，那个捏面人的面人张，那个喜欢捉知了的小男孩，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那时，我们街道向阳院的大妈们戴着红色袖章认真地管理大院的每一个事物，那年大旱，周日组织人去大沽河引水工程，大妈们晚上就到各家动员，硬是把我们好不容易盼到的公休日给义务劳动了，为了节约用水，大妈们每家每户按人头发水票，只有晚上才供水二个小时，院子里这个时间是最热闹的，家家户户都派人排队，水桶摆满了院子。

　　我们院有四十多户，孩子们比较多，孩子们经常在院子里分成两帮踢足球，不过，不小心球还是能飞到玻璃上的，大妈们晚上就要找到家门，肇事的父母花两角钱赶快请玻璃匠重新镶好，但这顿“揍”是跑不掉的。

　　我们家已经有我和大弟两个知青，但是，三弟刚毕业，街道的大妈就天天到我家动员，经受不了大妈们的宣传，老三又插队去了掖县，他是最后一批知青。

向阳院

　　在我们大院的二楼住着一个70多岁的孤身老太太，孩子、孙子都在外地，没有人照顾，我们家弟兄多，每天都要帮助老太太提水，到粮店买粮，甚至帮她买煤，生炉子作饭，老太太很感动，老太太去世后，她的外孙继承了她的房子。

　　我们院子的街道主任姓谷，是个很认真的老人，据说年轻时候是北京的田径运动员，后来做教练，得过许多奖牌。我有个小弟弟很调皮，他能跑到马路对面医学院五米多的高墙上游戏，不小心摔下来了，那谷主任看到后二话没有说，抱起来就往市北区医院跑，到医院缝了好多针。大夫说：幸亏抢救及时，不然流血太多就危险了。

　　哪个时代，我们家兄弟们多，粮食定量不够吃，好多邻居们会把自己家吃不了的粗粮票送来，当然，母亲也会把我们的细粮票折半送回，还要给人家油票，还个人情。所以我们小时候几乎天天吃玉米面窝窝头和地瓜面窝窝头，心中经常想：如果能吃上馒头，可以不吃任何就菜。

　　我们向阳院各家居住条件基本一样，每家一间屋，有的大屋还分两家住，好多家都打着吊铺，吊铺上睡孩子，大人睡下面，一家人在床前的桌子上吃饭。虽说条件差，但里院人心齐，邻里关系好，一家有难，大家相助。谁家包饺子，谁家做顿好饭，都互相分送。记得我妈妈包饺子都要包很多，院子里的孤寡老人她都要送，我们就担当她分送的饺子的通讯员。当然，邻居也经常给她送，在她去世的前几年，我们孩子们没有时间回家的时候，邻居们天天给她送好吃的，我一回家，她就和我讲那个邻居送什么东西了，让我答谢人家。

　　多少年过去了，向阳院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大院邻居的和谐，互相帮助的故事却令人难忘，让我们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