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 与 尊 严

　　李庆年

　　善待善者善行

　　新年伊始，从宝鸡来西安打零工的杨宗厚将捡到的钱包还给女失主时，因索要十元“早饭钱”遭到辱骂。新闻媒体报道此事之后，许多市民通过热线电话表达了各自的看法：支持杨宗厚者居多，认为归还捡拾到的钱包有所付出，获得报酬理所当然;反对者则认为,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好事就应当不计报酬，无私奉献。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与此同时，一个如何善待善者善行、促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水平提升的问题就不可回避地摆到了世人面前。近日，笔者读了由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子贡赎人”和“子路受牛” 的故事，对此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认识。

　　据《吕氏春秋》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贡出国游历，见到一个鲁国籍的奴隶，便自己出钱将他赎了回来。按照当时鲁国的法律规定，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凡有人能花钱把他们赎回的，可以到国家报销赎金。但子贡赎了人却不愿接受国家报销的赎金，一时在鲁国被传为佳话。孔子的另一弟子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为了表示感谢，送了子路一头牛，子路收下了。

　　子贡和子路都是孔子门徒中出类拔萃的得意弟子，无论是赎人，还是救牛，且不管其主观上的初始动机如何，而从效果上看，都是做了件大好事。不过，若以世人常持的道德尺度来衡量，子贡不领赏金是德行高尚，与传统教育中一直所提倡的无私奉献精神更相接近；而子路接受赠牛是施恩图报，离世人所称颂的高尚道德相去甚远。这种道德标准，一直延续数千年而不断。而被后人人尊为“万代师表”的孔子又是如何看待这两件事情的呢？孔子对他两位弟子之行为的评价则与世俗所见恰恰相反。孔子批评子贡说：“赐（子贡的名）呀，你采取的不是好办法。圣人所做之事，可以改变风俗习惯，影响老百姓的行为，并非个人的事情。现如今，鲁国富人少而穷人多，你接收国家的补偿金，并不会损害你的行为的价值；而你不肯拿回你抵付的钱，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肯再替沦为奴隶的本国同胞赎身了。”与其相反，孔子却高兴地表扬了子路救人而受牛的行为：“鲁人必多拯溺者矣。”在孔子看来，施谢的人赠送谢礼送是真心实意，救人受礼者则收得心安理得，从而形成互帮互助的关系，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而子贡拒收奖励，提高了社会行善的成本。因此想来，子路受之能产生劝德的效应，而子贡谦让却造成了止善的后果。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善待善者善行，首先要端正思想，正确看待行善者获得报酬的问题。透过“子贡赎人”和“子路受牛”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做好事如果收受了馈赠或报答，并不会影响自己的修养，还能够让他人看到帮人做事所带来的利益，而更踊跃地去做善事。假若像子贡那样自损财物帮助别人、赎人不求赎金的做法，其道德固然是高尚的。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其作为的背后却客观地抬高了整个社会的行善成本，尽管好心但却不能持续促进良好风气的形成。有位做保洁员工作的女士就杨宗厚捡还失物索要报酬之事接受采访时说，她在工作时常捡到一些身份证等，也曾尝试通过钱包内的电话，联系失主。有一次，她好心好意地打电话过去，却被以为是骗子，竟然遭到了辱骂。“后来，我再也不做这种事了。”当然，她也坦承，联系失主费时费功费钱，如果能有一些奖励或者感谢，很能鼓励她继续做这种事。有网友在撰文责备这位失主，说是让其它丢钱包的人失去了一个会将钱包还给他们的“人”，呼吁大家保护我们的良心和有良心的人。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指责子贡时所说的“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之预言，竟然在当今时代得到了验证。

　　善待善者善行，还应当地正确认识客观事物都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在经济社会中，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等多种因素，人们因为经济条件、人生阅历不同，其价值观念、生活要求也会有明显的不同。面对同样价值的物品，一位身价数亿的富豪和一位靠卖力打工者来说，所采取的态度可能会大相庭径。据报道，杨宗厚平时就靠给人打零工，再捡些瓶子为生，运气好的时候，一个月挣1300元，运气差的时候，800元他也很满足。记者在他的住处看到的是，在一处立交桥下的支柱旁，一张木板、两块石墩、一床被褥、两双皮鞋、几件衣服……这里是杨宗厚在西安的“家”。当然，杨宗厚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别看我没钱，穷！但我觉得做人要讲良心。以后再捡到钱包或证件，我还是会选择联系失主还给他！”对于社会各阶层的人来说，特别是困难群体，给予适度的报酬是完全应该的。

　　然而，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在推动某项工作或开展某种活动时，出于长官意志的需要，不从实际出发，往往强造典型，硬树榜样，不顾实际地唱高调，而不过问当事人的实际困难，只知无限度的拔高、不遗余力地吹嘘，结果会能把社会道德标准搞得脱离实际，让能力平平的芸芸从生望而却步。对于这些千差万别的情况，如果不做具体分析，不能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标准，提出适应不同层次的要求，那么就很容易伤了他们的自尊心，挫伤一些好心人做好事的积极性。实践表明，把道德的标准无限拔高，或者把个人的私德当作公德，只会让道德尴尬，让普通民众闻道德而色变进而远道德而去。这是一种常见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毒理论”。

　　善待善者善行，更应当加强立法，用法律确保道德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从法律上保障人的高尚道德的养成。俗话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不成文的法律;道德是法律的哨兵。法律是控制人的越规行为的最后屏障,道德是抑制人的不良行为的内心防线。法律的基础就是道德，没有道德，法律一天都不能存在，就算制定了非常完善的法律也不会起作用。或是基于类似的认识，早在两千多年前，鲁国颁布了诸如“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的法令，由政府从国库出金奖励，以鼓励良好的社会风气形成。近些年，我国相继出台了有关的法律法规。譬如，就捡拾物品给予酬谢之举，我国《民法通则》第79条做了明确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另据《物权法》规定，“所有权人、遗失人等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遗失物的保管费等必要费用。”必要费用指拾得人为保管遗失物和寻找权利人所支出的费用。由此可见，杨宗厚索要报酬也是有法可依的。这一规定对于保护捡拾遗失物品归还失主者获得报酬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风气的培养与提升，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此想来，加强社会道德建设，既要营造浓郁的社会氛围，更需要政府采取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多种措施，惩恶扬善，确保良好社会风气的培育和养成，提高社会道德水准。

　　有句俗话说得好，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控制人的越规行为的最后屏障,而道德则是法律的基础，是抑制人的不良行为的内心防线。没有法律支撑，仅凭道德的力量，则难以让好人得到好报；若没有道德做基础，法律则都不能存在，就算制定了非常完善的法律也不会起作用。只要将道德和法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就可以能有效地促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确保社会风气乃至社会公德整体水平的提升。

　　善忘·善意·善寿

　　近日读书,看到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善忘旧恶、善意宽容和善人善寿的故事，对于如何正确对待人生历程中所经过的磨难和挫折，有了新的认识。

　　曼德拉曾被当局关押了27个春秋，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备受虐待。获释后，在南非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中获胜，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他就任总统时，特意邀请了三名曾经虐待过他的看守到场。当曼德拉起身恭敬地向看守致敬时，在场所有的人都静了下来。熟悉内情的人更是表示不解。对此，曼德拉平静地说：“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仍在狱中。”倘若没有缺乏善良之心，是决不会有此善忘善行的。

　　有位哲人说过，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但冲淡并不是遗忘。人类的大脑内部存在着记忆功能， 完全忘记的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一般说来，人可以远离某个环境，远离与其有关的事物，然后等待时间去冲淡那些从前的记忆，使它们将来再次出现的频率极大地降低。曼德拉的善于忘却是源于他的博大胸怀和善心宽容的境界。他在监狱中承受了繁重的体力劳动、狱警刺耳的嘲骂和无尽的希望与失望，而他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凤凰涅槃般的巨变，那颗激进的心渐渐变得温和。经历无数次深刻的思考，曼德拉领悟到勇敢并不是无畏，而是征服畏惧。曼德拉认识到善良是人的本性，如果一个人能够学会恨，那么他也一定能够学会爱，因为“爱在人类的心中比恨来得更自然”。曼德拉在回忆录中写道：“即使是在监狱那些最冷酷无情的日子，我也会从狱警身上看到若隐若现的人性，可能仅仅是一秒钟，但它却足以使我恢复信心并坚持下去。”此真可谓“心中有佛，眼中方才有佛”。监狱中的曼德拉失去了人身自由，却获得了精神的解放。曼德拉认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获得解放，种族主义者同样也是囚徒，他们“被偏见和短视的铁栅囚禁着”。这种伟大的转变在后来的岁月里塑造了一个新南非，也使曼德拉成为举世公认的伟人。在2009年7月18日，曼德拉91岁生日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发表致辞，称赞曼德拉为“全球公民典范”，是“联合国最高价值的生动体现”。每逢他生日时，人们会重复他长寿最重要的秘诀——宽容者长寿。

　　善者善寿，我国古代一些有识且善养之士往往都是提倡善忘之人。譬如，明代有位号称“铁脚道人”的作者在其《霞外杂俎》中写过一则善忘的故事：说是东谷居士敖英泊舟在长江瞿塘峡口，于山中遇一老翁，见其癯然山泽之姿，似有道气。因问养生之要，告知：“吾每日只服一剂快活无忧散，或遇事不如意，则服一剂和气汤。”而其中的“和气汤”，专治怒气、怨气、抑制不平之气。 其所用“药物：先用一个‘忍’字，后用一个‘忘’字。制作和服用方法：上二味药和匀，用不语唾液送下。此方先之以忍，可免一朝之忿也；继之以忘，可无终身之憾也。服后可饮醇酒五七杯，使醺然酣尤佳。明代有位养生家叫郑宣的，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坐忘铭》，其中写道：“常默元气不伤，少思慧烛闪光；不怒百神和畅，不恼心地清凉。”他告诫人们彻底断绝烦恼，善于忘却旧怨，就能保持心地清凉。善忘旧怨者来源于善心，而善心宽容者方能善寿。一剂“和气汤”，一篇《坐忘铭》，与曼德拉的一段“善忘”的故事，同工异曲，从理论到实践，熬制了一碗能滋养心灵的“心灵鸡汤”， 配成一剂保持身体健康的“良方妙药”。

　　世界是五彩缤纷的，人生是丰富多彩的。而丰富多彩的人生，具体到日常生活中，总会遇到许多如意的或不如意的事，有些甚至是令人心碎的事。正如俗话所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顺心如意无二三。”对此应当学会善忘。善忘则是一种超脱的生活态度，善忘是一种崇高的人生的境界，是人们善待人生的高贵品质。不过，这是一般人不易学会和难以把握的，也决非是惯于作秀者和投机取巧者们所能理解的,更不是他们所能去践行的。只有像曼德拉这样的伟人，具备这样的修养和境界，才能做得从容自如，毫无做作的痕迹，一切顺其自然。

　　慈心善行维护人的尊严

　　据报载，长春市新疆街市场有一家不起眼的馄饨小店，一位年约古稀的行乞老人经常光顾这里。老人的眼睛和耳朵都不太好使，常错把乞讨所得的“游戏币”当成硬币来买馄饨。这家店主心知肚明，却一直没有当面拆穿，照样给老人馄饨吃。这件被店主一再称之为“不值一提”的小事，却在短短几天内,感动了数以万计的网友，引发了涉及到慈善、尊严的热议，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

　　面对这位行乞老人，店主一再强调，他敢肯定老人不是故意用“游戏币”来买吃的。虽然自己家里也不是太富裕，但是帮助像这样的老人还是没有问题的，店主之所以不想揭穿这个秘密，就是觉得“应该让老人有尊严地生活”。正是店主这种“上善若水”的博大胸怀和宽容之心，施恩不留痕迹,施恩不图后报，不张扬，不做作，于无声处，极其自然地让行乞老人享受到了做人的尊严,同时也向社会展示了他崇高的精神境界，将慈善之举做到了极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慈善公益活动蓬勃发展，方兴未艾。实施救助，如同雪中送炭,犹如旱逢甘霖,均为受助者所需所盼。然而，有些单位和社会团体在组织慈善公益事活动时,往往忽略了受助者的感受，为了其所谓的“扩大影响”，让受助者登台亮相，更有甚者，特意安排让其痛说悲惨遭遇，救助现场，催人泪下，以此激发人们的爱心。殊不知，许多受助者本来已经饱尝苦难，此举无异于重揭伤痕，或在其未痊愈的伤口上撒盐，让弱者的尊严再次受到极大的伤害。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从内心深处正视人格上与受助者应当完全平等。其实，接受救助乃文明社会应有之义。但贫穷却不是受助者自身的过错。面对帮助,特别是关系钱财生计之时,本来就难抬头脸。倘若大肆张扬,对其心灵,更是一种莫大的损伤和打击。温家宝总理曾经提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店主为了让老人心中不难受,不揭穿,让其“正常”消费,为实施社会救助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可以借鉴的典范。

　　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类似行乞老人误用“游戏币”的过错时常发生。对待有过错的人能否怀有宽容之心、采取宽容之举，用慈心给其以尊严，用善行帮其重树信心，关键取决于实施方的精神境界和修养水平。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既有一个科学精明的头脑，更有一副善解人意、体谅下属的博大胸怀，在发明电灯的过程中发生的故事，令人敬佩不已。爱迪生和助手们经过辛苦努力，制作出一个灯泡样品，让一名年轻的学徒送到楼上的另一个实验室。这名学徒从爱迪生手里接过了灯泡，小心翼翼地朝楼上走去，生怕灯泡会从手中滑落。可就在他上完楼梯之际，灯泡掉在了地上。 爱迪生没有责怪那名年轻学徒，带领大家辛勤劳作，几天后他们又拿出了新的灯泡样品。他再一次把送灯泡的任务交给了那位年轻学徒。灯泡被安全地送到了实验室。有人对此不解，爱迪生回答说：“真诚的原谅，不是用嘴说，而是靠行动去做的。”

　　世界著名的慈善工作者特里莎修女，建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获得过多个国际性奖项，197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在她的心目中，穷人比富人更需要尊严，穷人在价值的等级中至高无上。

　　由此想来，尊重人格，维护人的尊严，才应该是慈善公益活动的更高的境界。在慈善公益事业初始阶段，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参与其中，做善事不分能力大小、不管采取何种方式、不论之前经历如何，只要有从善之心并付诸于行动，都应当受到欢迎和称赞。当然，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成员对自身权益的要求，对于慈善公益工作的期望值亦水涨船高。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如何做到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尊重别人，应该如何把自己的爱奉献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

　　从特里莎修女的“穷人比富人更需要尊严”的的理念，到爱迪生对犯有过错的年轻助手的宽容和信任，再到馄饨小店老板以慈善之心维护行乞老人的尊严，都贯穿了一个思想，即用慈心尊重人格，用善行维护人的尊严，用实践诠释了一个信念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儿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