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1930：美式咖啡的味道

　　徐崇钦是如何到青岛的，线索不甚清晰。好像在这个职位上他也没什么大的作为，大约也不过是“稍竭绵薄耳”。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知识人，择偏僻之地谋一小职，施展抱负的冲动大概早就非死即伤了，剩下的不外是在咖啡里消磨时光，看窗户外面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是快乐还是寥寂，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陌生的北大老人，耶鲁受教育，学经济学，教英语，会交流，擅管理，却始终不是新文化的同路人，是他骨头里面根本就是食古不化，还是这个新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过于轻薄、猛浪和妄自尊大，这大概还真是个问题。徐崇钦和陈独秀的冲突，表面上看是两人都在意气用事，背后隐藏的却没那么简单，这从徐推崇的“学生等亦得安心求学，别无他愿，政治与学校宛然成为风马牛矣”，可以看出他和陈独秀这个主张激烈社会革命的新思想领袖的根本分野。徐崇钦的这份淡漠，不仅与杜宇、臧克家、于黑丁一帮青岛年轻人大相径庭，就是和一年前到青岛的另外一位北大文科教授比较，也是格格不入。徐崇钦的寥寂，可见已经深入骨髓。好在1930年的青岛犹如世外桃源，这里的风平浪静，应该符合这位北大前预科学长的心境。

　　徐崇钦在青岛特别市教育局长办公室里的美式咖啡，喝到1932年1月就结束了。在这个月，他和到任局长雷法章办理了交接卷，走人了。后来他还出任过山东大学教授，抗战爆发后去了上海，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大同大学等校。其时日伪当局曾多次利诱其出任伪职，均遭竣拒。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教授。1949年后任教上海复旦大学，1957年去世。有意味的是，徐崇钦的青岛教育局长这把交椅，几十年后本地知识青年杜宇的公子也坐过，成了1930年那些文人过往的一个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