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彼岸的漂泊：德国总督在青岛的活动碎片

　　租借地时期的青岛史，映照着城市化日新月异的符号，透析着制度设计的不公平与族群分裂图景，也托浮着漂泊者的种种梦想。在这其中，包括手握权柄的大人物。

　　作为德国的帝国海军军官，不论是罗绅达、叶世克、特鲁泊，还是瓦德克，他们从1898年到1914年在青岛陆续履行的殖民地总督使命，和他们各自体味不同的东方生活一样，都近似一次没有彼岸的漂泊。从柏林出发的这次旅行，注定是一场迷失了方向的赌博，不可能看到最终的希望出现。尽管，同时从柏林输送过来的口味纯正的咖啡，在某些关键的时刻，缓解过这些殖民地领袖们的神经。透过历史的烟雾，在11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隐约看见这些德国故人的不连续的活动影像，看见他们某个中午的阳光下面或者灿烂或者抑郁的表情，却看不见他们的灵魂。显然，德国总督在青岛的故事，是一个失败的帝国扩张神话的政治包装，也是一些记忆深刻的个人经历碎片，在这里面，我们试探着发现一些真相。

　　青岛不是勃兰登堡

　　罗绅达的海军战舰指挥官生涯结束在勃兰登堡舰上，这是他离开青岛到最后退役的一个桥梁。然而，对罗绅达来说，青岛并不是他的勃兰登堡，在这里他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对“商人的港口”的想象，他的殖民地管理者的使命就完结了。而在他的出生地哥本哈根，“商人的港口”最终却成为了一个贸易繁荣的“勃兰登堡”。其实，这也许不是罗绅达个人的过失，因为对曾经的德意志帝国来说，青岛最终也没有成为柏林的“勃兰登堡”。

　　从1898年4月到1899年2月，罗绅达的首任青岛总督的任期很短。尽管这看上去有些唐突，但却可以清楚地透露出柏林方面的在推动青岛开发上的焦虑。作为一个总督，罗绅达在新殖民地的前期准备工作，显然没有令柏林海军部的主管蒂尔皮茨满意。在导致罗绅达很快去职的一系列原因中，最主要的是罗绅达没有把“商业贸易自由和职业自由”方针贯彻在他的工作中。而作为青岛这个德国新殖民地的政策制定者，蒂尔皮茨从一开始就希望在这里“实行一种积极的、有利于商业公司和工业企业到租借地安家落户的政策”。这样，没过多长时间，蒂尔皮茨就对罗绅达这个来自“商人的港口”的海军军官失去了耐心。

　　1852年9月2日，卡尔•罗绅达（CarlRosendahl）出生于哥本哈根，一个从小渔村逐渐成长起来的海上贸易中心。在丹麦语里，哥本哈根的本意就是“商人的港口”或“贸易的港口”。在哥本哈根，罗绅达的父亲是丹麦财政部的官员，但父亲的这个职业，却没有对罗绅达构成任何吸引力。根据马维立博士编译的《1898至1914年青岛德国总督传略》（2005•波恩）中提供的资料，1869年，17岁的罗绅达以海军候补少尉的身份加入了德国海军，1873年晋升海军中尉，1876年晋升海军上尉，1883年晋升海军少校，1890年4月15日晋升海军中校。从1891年5月至1894年9月，罗绅达了担任第二鱼雷部的指挥官。1894年10月至1895年9月，罗绅达担任海岸装甲舰哈根号舰长，1895年9月至1898年1月任弗里德里希•卡尔号舰长。在罗绅达担任弗里德里希•卡尔号舰长期间的1896年，他被任命为上校。

　　此后，罗绅达上校的命运开始和一个东方殖民地发生了联系。他在胶州被德国海军占领的两三个月后，被任命为胶州租借地的首任总督。1898年4月15日，罗绅达抵达青岛。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妻子和小女儿。

　　罗绅达和后来的青岛总督，执行的是德国皇帝在1898年3月1日的指令。在这份和1月27日的指令有联系的文件中，德国皇帝决定：胶州租借地的军事和民事行政最高长官由一位海军军官担任，称作总督。该总督是胶州租借地驻军的最高指挥官和所有在该部队服役的军事人员及军事与民事管理机构中的官员的上司。

　　授予总督对受其领导的驻军和其他在胶州租借地任职的军事人员和官员一种海军部领导的司法审判、纪律惩罚和批准休假的权限。

　　总督和帝国海军部队的指挥官地位平等，无上下级之分。如果有必要胶州地区的海陆军采取共同行动的话，由资历最老的的指挥官担任总指挥。总督的副手为胶州地区驻军中年龄最大的指挥官。只要副手是校级军官，他在代表总督执政期间便可以代行总督的司法审判、纪律惩罚和批准休假权。

　　授予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对受其领导的胶州地区驻军和其他在这个地区的权限相同的司法审判、纪律惩罚和批准假期的权限。凡属胶州地区驻军事务的海军陆战队和海军炮兵部队检察官均受帝国海军部的国务秘书领导，其隶属关系不因受派遣前往胶州租借地而发生改变。

　　罗绅达的出现，导致了一系列的占领措施开始以政府规定的形式出台。这其中，就包括了惩罚性的《订立充当跟役苦力告示》和粗糙的《征收课税章程》。出现在中文文件中的罗绅达是大德钦命水师总统，和这个称谓同时使用的，则还有总督胶州“文武事宜大臣”这样的职务描述。1898年7月1日颁布的《订立充当跟役苦力告示》声明“仰各懔遵勿违”，其中规定：“出示晓谕事照得华人凡充西人跟役或苦力以及各项工人者，如时常不按时操作、懒惰成性、或不遵吩咐、或无故不辞而逃，以暨唆使同伙逃逸，一经觉察准其东主投报副按察司署核办，审实即罚半月薪工，或责打至五十板之多，或监押至三礼拜之久。”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总督告示，罗绅达所代表的政府意志，在这个简短的文件中得到了最初的体现。

　　实质上，早在1898年9月2日，柏林方面在明确制定自由贸易原则的时候，就希望通过对自由港制度的快速宣布，来安抚国际商业集团，特别是英国的商业集团，并鼓励他们到青岛开展经营。在青岛，职业自由意味着这个租借地容许各种形式的商业或工业活动。虽然工商业经营一般不需要申请执照，但是当局实际把持着颁发许可的权力，也据此保留了政府对一些主要部门的监督权。比如，所有企业都必须遵守建筑和健康检查条例。而某些事关公共福利的商业活动，如交通、酒吧、旅店、药铺、当铺、钱庄等，则必须向总督申请营业执照。然而，在对“自由贸易原则”的贯彻上，罗绅达并没有达到柏林方面希望实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