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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已青:青岛 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城市

2013年06月26日11:33
来源:搜狐青岛 作者:柳已青

  马克·波罗对忽必烈说:我每次描述一个城市,其实都是讲威尼斯的事。记忆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下来就会消失了,也许我不愿意讲述威尼斯是害怕失去它。每当我翻阅上世纪三十年代青岛的史料时,我总会想起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中这段话。

  青岛,这座陌生而熟悉的城市,这座被康有为赞为“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城市,在另一个时空中如同洒满海面的月光碎片,熠熠生辉。

青岛海边
青岛海边

  青岛,1930年代,一座大学(青岛大学,1932年改名山东大学)将文化的根基扎进欧洲风情与格调的城市,为年轻的城市提供丰饶的滋养,渐渐改变德意志殖民地的文化基因。无数个寓青文化名人的身影,并未湮灭在历史的烟云之中,反而被历史的潮汐,涌到我们眼前。

  闻一多与梁实秋,一个是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一个是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各策手杖,沿鱼山路缓缓而行,娓娓而谈,风神潇洒,他们也许是在下课后观山望海,也许在讨论学术和诗歌,走在通向国立青岛大学的路上,隔着岁月的沧桑,仿佛听到两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学者爽朗的谈笑声,他们的脚印留在了山海之间的幽静的小路上,他们的身影化作雕像,激起无尽的追思与怀想。

  闻一多在青岛完成了从诗人到学者的转变,好长时间不写诗,但他在青岛大学发现了臧克家,再加上他从中央大学带来的陈梦家(大学尚未毕业,做青岛中文系助教),他向新诗坛骄傲地宣布:我有“二家”。臧克家考青岛大学,数学得了零分,而作文也只写了三句杂感:“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慧眼识珠的闻一多将其录取。春天来了,闻一多和陈梦家到中山公园赏樱花,走累了,在一个偏僻的角落休息,陈梦家无意中正好坐在路旁一个招募新兵的旗帜底下。他蓬首垢面,这时,有一个不相识的老者走过来,缓缓地说:“年轻人,你什么事不可干,要来干这个!”闻一多把这个故事讲给梁实秋听,他认为陈梦家过于名士派了。

闻一多
闻一多

  梁实秋在青岛是个逍遥派,美食与美酒填满了他的青岛记忆。他以为青岛的西施舌是上品,较之福建的味道更佳。梁实秋到台湾后,仍怀念在青岛顺兴楼吃了黄鱼馅的饺子,是下在鸡汤里煮的;他品尝过中山路佛劳塞尔餐馆的牛排,以为国内第一,煎得外焦里嫩,佐以生啤酒一大杯,可以领略樊哙饮酒切肉之豪兴。梁实秋还在文章中提到柑香酒,在冬日的汇泉湾漫步之后,在近处一家餐厅用膳,喝了两杯古拉索(柑香酒),“尽一日欢,永不能忘”。

  在梁实秋任馆长图书馆里,馆员有沈从文的未婚妻张兆和,有话剧女明星俞珊,还有从山东实验剧院来青岛投奔青大教务长赵太侔(1932年任山大校长)的李云鹤,历史的演进真是不可预料,这位有京戏功底的李云鹤,后来成了红透上海滩的蓝萍,到了延安之后,改名江青。李云鹤在青岛时,是一个爱旁听名师课程的好学的女文青,常演话剧。赵太侔在济南时任山东实验剧院的校长,在青岛大学追求话剧女明星俞珊,两人于1933年结婚。李云鹤常出入赵太侔家,认识了俞珊的弟弟、山东大学物理系学生俞启威(黄敬),两人恋爱,很快同居。俞启威是中共地下党,参加学运被捕,两人分手。历史的意味深长之处,莫过于曲折照进现实。“文革”结束,江青受审,人在台湾的梁实秋在电视上看到,对身边人说,江青当年曾借他钱买巧克力未还。上世纪90年代,俞正声任青岛市市长,曾到山东大学旧址今海洋大学鱼山校区视察,在父亲和姑姑留下印记的大学,不知他会作何想。

  孤独的沈从文讲完中国小说史,携一本书卷,走向人迹罕至的太平角,坐在海边的礁石上读书,看云,沉思,任拍打着礁石的海浪卷起千堆雪,散去复回。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忘却青岛海边的云,他在《云南看云》写道:“论色彩丰富,青岛海面的云应当首屈一指。有时五色相渲,千变万化,天空如展开一张张图案新奇的锦毯。”青岛的云天,赋予沈从文写作的灵感和创作的激情,海市蜃楼没有出现,但“有青春的嘘息,煽起人狂想和梦想”。1949年春天,陷入精神危机中的沈从文自杀,经历过死神前的黑暗,重新走到阳光下的沈从文,青岛留给他的美好一幕,在他的记忆中展现:青岛太平岨小小马尾松,黄紫野花烂漫有小兔跳跃,崂山(北九水)前小女孩恰如一个翠翠……

  1932年8月的一天,28岁的巴金来访,在沈从文的无窗斋(叶公超来青岛为沈拍了一张照片)里住了一周,两人在樱花林里散步谈话,“有话便谈,无话便沉默”,这种深深的友情和无言的默契,令人神往。1957年,沈从文旧地重游,他想重返文坛,青岛的海风濡染了他的妙笔,他又找到当年写《月下小景》时的灵感,写了一篇知识分子打扑克的短篇小说,当时的北京,正处于反右高潮之中,张兆和劝他不要发表小说。沈从文躲过了一次惊涛骇浪,阅尽沧桑的沈从文,愈发怀念青岛加吉鱼的滋味。

  那个年代的青岛太迷人了,因一群文化人的到来,连接起全国的文化名流。在青岛大学教学的作家、学者,在动荡的时代里,觅得一处安谧、幽雅的住处,教学之余,喝茶谈诗,煮酒论文。青岛大学的校长杨振声是山东人,性格豪爽,平易近人。他豪于酒,在校中纠合了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和方令孺,经常在一起饮酒作乐。 七个酒徒加一个女史,戏称为“酒中八仙”。他们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30斤一坛 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经常是薄暮入席,夜深始散。他们豪迈地宣称:“酒压胶济一带,拳(指划拳)打南北二京。”有一次胡适路过青岛,见到这班人豁拳豪饮的样子,吓得立刻把他太太给他的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要求免战。而孤独的沈从文总是在边缘,他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小说《八骏图》。文人喝酒,寂寞孤单时喝酒,郁闷愤慨时喝酒,豪情万丈时喝酒,酒让他们宁静的生活掀起了波浪般的喧哗,在历史久远的夜空里回响。一群性情中人,一段文坛佳话,一个城市的记忆。

俞正声
俞正声

  萧红萧军来了,青岛给了他们家的感觉,一段传奇爱情在这里最耀眼;郁达夫、卞之琳、冯至也来过,诗人咏叹青岛的美丽,然后留给青岛一个个背影。那时的青岛,成为文化名流上海与北京之间的中转站。

  这只是客居青岛的几位文人的活动剪影。一切的风云际会,全因为山东大学在青岛,青岛俨然是一个文化重镇,作家、诗人、学者们的群居之地。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走了,洪深、老舍、王统照来了,这一切都源于山东大学,源于蔡元培和杨振声的号召力。杨振声延揽了大批名师来青大执教,确定了在青岛发展海洋科学的办学方针。如果说辛亥革命之后,逊清遗老遗少,逃往青岛这个世外桃花源,为青岛带来诗书琴画,以及大包小包的文物古董,那么,接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为青岛注入了学术的氛围、文化的活力。70多年过去了,青岛的海风依旧,青岛的老房子依旧,但青岛所有的一切,白云与流水,沙滩与明月,樱花与红楼,胶州湾与崂山,都因之带有一层人文色彩。

  山东大学本来是在济南,1928年因日本制造“济南惨案”,蔡元培力主将国立山东大学设在青岛。蔡元培的理由是: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战争频仍,济南四省通衢,兵家必争;青岛地处海陲,既有舟车之便,又可免战乱影响;且“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之关系甚大”。我私下里揣测,蔡元培还有一个没有说出的理由,青岛是德国的殖民城市,城市建设带有浓郁的德国特色,而蔡元培留学德国,偏爱青岛的感情色彩重一些,不足为奇了。

  1935年9月,由蔡元培先生的朋友、学生捐款集资,准备在山东青岛建造一所房屋,作为庆祝蔡元培先生70寿辰的贺礼。为何选择在青岛,蔡元培的朋友和他本人大概都认为青岛是最适合居住的城市,可见蔡元培对青岛的偏爱。可是,这个想法未能付诸实施,抗战的烽火骤起。拟为蔡元培建的房子没有建造,但蔡元培倡导建造的青岛水族馆,仍然耸立的海边,上面的捐款名单中,刻着蔡元培的名字。抗战爆发,青岛历史上文人的黄金时代中断了。山大迁到重庆,并入中央大学。在山大执教的名师,也流散到重庆和昆明西南联大。

  现在回望,青岛的文化,无论如何绕不过这浓墨重彩的一章。而那些先后离开青岛的文化名人,不论是他们的传记,还是文学史,也很难忽略在青岛的岁月。我们不妨看看客居青岛的文化名人的创作。

  梁实秋在“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青岛)”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著作;沈从文在青岛创作了小说《八骏图》、《三三》、传记散文《记胡也频》、《从文自传》,在游览崂山北九水的过程中获得《边城》的创作灵感;洪深创作了电影剧本《劫后桃花》;1936年老舍那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中篇小说《文博士》及数篇短篇小说,都是在青岛市黄县路12号的居所里完成的;王统照在位于观海二路的老房子里完成了著名长篇小说《山雨》……

  那时的青岛令人怀念,不仅我,不仅仅对那时津津乐道的青岛的文化人。虹影在她的长篇小说《英国情人》也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青岛,让那位年轻的英国诗人裘利安·贝尔,在大学里发生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既然写《K》发生在武汉吃了官司,那就虚构在青岛吧,除了青岛别无选择。

  七十多年前的那座城市无论多么迷人,都已经看不见了。看得到的青岛,越来越高的大厦,越来越大的楼盘,青岛新城区很气派,可是和其他城市一样,不见个性和特色了。一个城市若失去文化滋养,灵魂是苍白的。一个城市若只有大楼,没有大师,这城市是肤浅的。我怀念看不见的青岛,只是以为,那座看不见的城市,可以给看得见的青岛一点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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