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名家专栏李明：斯泰尔修会的青岛路线图

　　被改变的路线图

　　作为获得殖民地保护的传教团体，斯泰尔修会在1914年日德青岛争夺战期间，经受了考验。在战斗激烈的10月，白明德和他的同事是在教会的地下室度过的，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这个地下室和斯泰尔修会的老办公楼，后来都获得了完好的保存，只是白明德时代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以至于我在2010年的时候，花费大把时间去里面寻找惶恐、失望、慰藉和差潮了的咖啡气味的努力，被证明是荒唐和徒劳无益的。目前，教会的地下室是一家下午和晚上营业的咖啡馆，灰暗的光线符合当年的气氛，可惜制作的饮品差强人意，仿佛刻意让人记忆起1914年冬天战争时期的混乱。

白明德创办的学校

　　1914年11月6日，曲阜路圣言会斯泰尔修会的会馆第一次被炮弹击中，而在战斗的最后20分钟，这里落下了9发炮弹。会馆所有的玻璃全部都碎了，门也被严重破坏。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斯泰尔修会在青岛的扩张路线图，被彻底改变了。

　　和绝大部分被迫离开青岛的德国人不同，白明德战后获准留了下来，直到1928年复活节星期一在青岛去世。在向这个享有很高威信的传教士表示哀悼的时候，送葬的队伍一眼看不到头。

　　白明德参与创办的学校，在1914年以后遇到了一些生存上的困扰。1923年6月3日《汉诺威-信使报》副刊上有报道曾提及，在1919年左右，“德国的教会学校受到日本人的干扰，它们1920年11月底在青岛以充公的方式得以保留下来。”1923年3月，白明德的教会学校更名明德小学，继承了斯泰尔修会圣言会会馆内的2幢楼房、3间平房和一个礼堂。早期明德校长为周国屏，1931年8月教务改组，校董事会聘请圣言会修士彭玉麟接办。1939年学校被日军查封停课一年，1940年8月由圣言会修士何致中接办复课。1944年，教务主任张春隆修士接替患病辞职的何致中继任校长。1949年1月，修士宇焕荣出任新校长。到1951年3月时，明德小学有教职员工25人，学生1036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这个早春，人们对现实理想的狂热拥戴，很快就会淹没掉过往，包括来自荷兰小镇斯泰尔的圣言会和与其有关的所有痕迹。

　　其实，在1875年艾诺德•杨生神父创立圣言会的那一年，沈钧儒、张作霖、秋瑾相继都来到了人世。远隔千山万水，将天主教圣言会和诞生在大清国的几个无神论者搅拌在一起叙述，似乎荒诞。但一一比较下来，却可以看清楚圣言会中国化的路径，看清楚变化着的圣言会生长土壤。显然，除了向日葵和茉莉花的含糊隐喻之外，他们之间的某种内在的联系是持续存在的。这中间包括了民族主义和信仰的分合，也包括了西方宗教扩张背景下中国军事、法律、革命、文化的成长传奇。就这些要素而言，沈钧儒、张作霖、秋瑾恰恰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世俗经验。作为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个掌权者，张作霖这个东北王在1928年6月4日被日本关东军炸死。而早在1907年，同盟会的鉴湖女侠秋瑾已死在了绍兴轩亭口，这个革命者逐渐远去的背影，更像一个倡导女性解放的女权主义先驱的预言，默默无闻来，轰轰烈烈走，用死亡占卜未来。沈钧儒活的时间最长，这位前上海法科大学的教务长不仅经历了国民政府的全盛期，还看着这个日趋专制的制度，在大陆最终分崩离析。1933年6月全国律师协会在青岛召开第五届代表大会时，沈钧儒和陈志皋等3人作为上海律师公会代表出席，在会上提出《请立法院即行颁制冤狱赔偿法案》，主张：凡民事使人无故蒙受损害者，应负法律的责任和赔偿的义务；刑事捏词告诉他人者，应受诬告之罪；伪词指证使他人不利者，应处伪证之罪。提案经大会一致通过后，转呈国民政府，但被束之高阁。我并不确定，为上帝工作的白明德，和争取人权的沈钧儒、护卫东北的张作霖、向往共和民主的秋瑾，是不是走在一条道路上，但隐约觉得大致方向应该是一致的。这突然就让这些个没有发生过纠葛的人，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关联，一种具有相同价值的连接。这种联想，令人沉迷并怅惘。

　　我知道的是，古往今来，通向精神圣地的共同道路，一定有许多人在走。

　　从安治泰、福若瑟到白明德，斯泰尔修会的青岛路线图，前后延续了30年。斯泰尔修会行走在青岛的那些年，大清帝国崩溃了，德意志帝国战败了，大日本帝国回家了。期间在青岛出生的第一代城里人，已经慢慢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