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名家专栏臧杰：四方雕塑小组的过去和未来

　　发生于1978年初的四方雕塑小组成立事件，在当时并不具有标识意义。它就像一个业余的兴趣活动小组缔结于四方区文化馆；它甚至没有在青岛的艺术界乃至雕塑圈兴起多少波澜，它没有章程，更没有美学主张，甚至连发起辞也没有。

　　多年以后，远远地看它，有象征性的历史感、几无功利的创作姿态，以及一种不容消解的放大性，都使得它有了一份额外的光鲜。

　　历史感不仅是时间送来的，同时也是时代转型催化的。没有意识形态的变化和进步，任何形态的延续都是没有灵魂的机械复制。返观文革十年的雕塑创作，不止于青岛，包括全国在内，都局限于非主体性和群体性创作的狭带中，政治主导方向、领导指引思路、艺术工作者执掌技术，已经衍化为“一条龙”式的艺术生产方式。

　　如果四方雕塑小组的形成年代是在没有发生转型的文革终结之前，其历史感就只是一个简单的时空与人事线索，不会存在着任何的象征性，其历史感的价值自然也会无可回避的受到折损，也未必会获得在若干年后的今天被充分地予以重新梳理的机缘。

　　也可以说，正是象征性赋予了它的一定意义和历史价值——它是解冻时代，类型知识分子自发集结的象征；它是雕塑艺术离弃束缚、回归自我的象征；它是雕塑美学修复重建的象征。

　　根据四方雕塑小组筹组者于家骧的回忆，小组的成立是1978年召开的青岛市四方区文艺工作者新春座谈会催生的，主办单位为四方区文化馆。此类座谈会尽管是体制自觉的产物，但还是反映出了一种淳朴、诚恳、积极的关系。而事实上，1960年代四方文化馆在青岛群众文化组织的别开生面，也与这种积极有着很大的关联；其关键更在于这样一个普及性不强且有明显专业特征的艺术小组能够迅速地得以通过和建立，这既寓示了一种建设性，同时也应该看到文化馆内部像逄馆长、美术干部赵培桴等个体的自觉与努力。也正是这种自觉与努力，圆满了类型知识分子自发集结的梦想。

　　在愿望实现之后，小组成员的创作马上奔向了独立的主题，李轲民先生的《向科学进军》、于家骧的《希望》，前者是科学精神的重倡，后者则是现实苏醒的欣喜；而这类个人化的表达，虽然习惯性带有现实的对照性，乃至人为的社会学意义，但自我表达的真实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