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从石可现存的文献中看，他的学习路径与黄玉玉如出一辙，在《木刻手册》很快成为入手读物后。陈烟桥的《烟桥木刻选》（1940）、李桦的《烽烟集》（1943）、刘铁华编的《中外木刻集》（1944）都是他的珍藏。
与此同时，他开始大量剪报，汪刃锋、张漾兮、王麦杆、古元、彦涵、丁正献、余白墅、王树艺等人的作品，都被剪下收藏，存留于今的四本剪报册内还有一些外国木刻作品。石可偶而会在剪报册上留下批语，足以看出其欣赏时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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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可木刻集 |
因为木刻的题材多与现实困境有关，石可这一阶段的创作也多如此取材，颇有些影响的《较场口五事》、《这是什么世界》，仅从题目就能一眼望见意旨。
彼时的木刻艺术家也一直尊鲁迅先生为师。野夫在《木刻手册》里就称鲁迅为“中国新兴木刻艺术的保姆。”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一度是木刻家创作的源泉。葛原的《药》（木刻插图12幅），刘岘的《呐喊之图》、《孔乙己之图》、《野草》插图，丁聪的《阿Q正传插图》等蔚为大观，石可也憋着劲创作了《祝福》木刻系列。
1946年，王琦和野夫以“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的名义在上海发起了影响甚巨的“抗战八年木刻展”，113人参与展览，出品木刻897幅。石可则以“石之琦”的笔名参与其间，展出《扫财神》（一幅，编号140）和连续木刻《巴县刘森岩窑场写真》（十幅、编号606）。
1947年，国史馆筹委会完成使命，国史馆在南京正式挂牌成立。离乱的生活终于在光复中结束，石可早年订下婚约的妻子，也跑到南京与石可举行了婚礼。
这个阶段，尽管石可尚不是显露于一线的木刻家，但其作品在多维的影响下，散发着表现主义的趣味。轻松自由，没有框框。造景细腻，人物线条利落，对留白尤有自己的理解。如果这条道路延展下去，石可的个人符码显然将更加明晰。
然而，内乱很快划破宁静。炮火一天天迫近南京。作为国史馆资料管理员的石可，级别不够撤往台湾，他把编目和装箱的工作做完就离开了国史馆，栖身青岛。
到青岛前，王琦和丁正献（1937年上海美专西画系毕业生），让他到青岛后去找师兄郭梦家和家境殷实的吕品。
老解放区的工作历练、个人的勤奋与努力，加上自胶东行署扎根青岛的老领导器重，使得石可的新中国之路很是从容，他甚至没有什么历史包袱。《人民的新时代》领得稿费270万元（1万元相当于10元），也使得他困窘中的生活有所改变。
而与石可同事过的老人极近统一的回忆就是石可“多才多艺”，“性格开朗”。
治印的本领也使得他的社会关系进一步打开，加上为工厂举办的美术培训班，石可的声誉日隆。1957年4月9日，在青岛市文联新筹委会一次会议上，石可与林明、李时、高兰，被确定为青岛市文联副主席，主席是陆侃如。6月13日，青岛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市政协礼堂召开，青岛文联正式宣告成立。现实似乎春光妩媚。
其实魔障早已埋下，在此前举行的鸣放会上，石可被“引蛇出动”，以本系统人物为例，批评不懂装懂、乱打棍子和唯唯诺诺的现象。此讲话迅速在《青岛日报》刊出。
文代会一周后，“老人家”的《事情正在起变化》被广泛印发。很快，石可登上《青岛日报》头版头条，被称作是“青岛市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有学生画漫画在《大众日报》上对其发起批判，石可还笑言：从画技上看，他不愧为我的学生。
石可没有预料到暴风雨竟是这般猛烈，文联一个秘书给他写的大字报足有一千张之多。1958年，石可作为三类右派被逐出文联、到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
强体力劳动、寄生虫病加上饥饿，让石可的肉体饱受摧残；这还不够，检讨和挨批是日常的功课，还有许多潜在的、畸变的告密者……
在2000多名赴月子口的右派分子中，石可确又是幸运的。因为诸城老乡、副省长李宇超的推荐，石可得以从水库工地调至青岛市人民会堂的建筑工地从事建筑设计。当时不明就里的石可抓紧了这根稻草。
这是根幸运的稻草。尽管，在建筑工地的每个周末，石可都要从河西拉一车沙到前海沿，但这几十里地的劳顿，相比于月子口，实在是幸福得多。
这也是苦涩的幸福。
老右派高芒说，成为右派的石可，还曾在家里做过一把大提琴。那声音咿咿唔唔。
1957年，幼子降生，石可为之取名“石盾”。据说，在文联中，一个整治石可的人物名字中有一个“矛”字的。
石可显然是在寻一份无奈的开心。
1957年之后的石可，开始不自觉地远离艺术。
这也是现实向艺术的挥别。
此后，无论是在青岛工艺美术学校做教务主任、在青岛工艺美术研究所做副所长，还是调职山东工艺美术研究所当所长；无论是刻瓷、刻石，发现鲁砚、澄泥砚，还是完成孔子圣迹图，石可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工艺美术之上。
石可的儿子油画家石芃说，我父亲在工艺美术上的成就其实要远远高于他在艺术上的成就。
实话听起来，有时候也令人怅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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