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借地时期的青岛史，映照着城市化日新月异的符号，透析着制度设计的不公平与族群分裂图景，也托浮着漂泊者的种种梦想。在这其中，包括手握权柄的大人物。
作为德国的帝国海军军官，不论是罗绅达、叶世克、特鲁泊，还是瓦德克，他们从1898年到1914年在青岛陆续履行的殖民地总督使命，和他们各自体味不同的东方生活一样，都近似一次没有彼岸的漂泊。从柏林出发的这次旅行，注定是一场迷失了方向的赌博，不可能看到最终的希望出现。尽管，同时从柏林输送过来的口味纯正的咖啡，在某些关键的时刻，缓解过这些殖民地领袖们的神经。透过历史的烟雾，在11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隐约看见这些德国故人的不连续的活动影像，看见他们某个中午的阳光下面或者灿烂或者抑郁的表情，却看不见他们的灵魂。显然，德国总督在青岛的故事，是一个失败的帝国扩张神话的政治包装，也是一些记忆深刻的个人经历碎片，在这里面，我们试探着发现一些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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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不是勃兰登堡
罗绅达的海军战舰指挥官生涯结束在勃兰登堡舰上，这是他离开青岛到最后退役的一个桥梁。然而，对罗绅达来说，青岛并不是他的勃兰登堡，在这里他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对“商人的港口”的想象，他的殖民地管理者的使命就完结了。而在他的出生地哥本哈根，“商人的港口”最终却成为了一个贸易繁荣的“勃兰登堡”。其实，这也许不是罗绅达个人的过失，因为对曾经的德意志帝国来说，青岛最终也没有成为柏林的“勃兰登堡”。
从1898年4月到1899年2月，罗绅达的首任青岛总督的任期很短。尽管这看上去有些唐突，但却可以清楚地透露出柏林方面的在推动青岛开发上的焦虑。作为一个总督，罗绅达在新殖民地的前期准备工作，显然没有令柏林海军部的主管蒂尔皮茨满意。在导致罗绅达很快去职的一系列原因中，最主要的是罗绅达没有把“商业贸易自由和职业自由”方针贯彻在他的工作中。而作为青岛这个德国新殖民地的政策制定者，蒂尔皮茨从一开始就希望在这里“实行一种积极的、有利于商业公司和工业企业到租借地安家落户的政策”。这样，没过多长时间，蒂尔皮茨就对罗绅达这个来自“商人的港口”的海军军官失去了耐心。
1852年9月2日，卡尔•罗绅达（CarlRosendahl）出生于哥本哈根，一个从小渔村逐渐成长起来的海上贸易中心。在丹麦语里，哥本哈根的本意就是“商人的港口”或“贸易的港口”。在哥本哈根，罗绅达的父亲是丹麦财政部的官员，但父亲的这个职业，却没有对罗绅达构成任何吸引力。根据马维立博士编译的《1898至1914年青岛德国总督传略》（2005•波恩）中提供的资料，1869年，17岁的罗绅达以海军候补少尉的身份加入了德国海军，1873年晋升海军中尉，1876年晋升海军上尉，1883年晋升海军少校，1890年4月15日晋升海军中校。从1891年5月至1894年9月，罗绅达了担任第二鱼雷部的指挥官。1894年10月至1895年9月，罗绅达担任海岸装甲舰哈根号舰长，1895年9月至1898年1月任弗里德里希•卡尔号舰长。在罗绅达担任弗里德里希•卡尔号舰长期间的1896年，他被任命为上校。
此后，罗绅达上校的命运开始和一个东方殖民地发生了联系。他在胶州被德国海军占领的两三个月后，被任命为胶州租借地的首任总督。1898年4月15日，罗绅达抵达青岛。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妻子和小女儿。
罗绅达和后来的青岛总督，执行的是德国皇帝在1898年3月1日的指令。在这份和1月27日的指令有联系的文件中，德国皇帝决定：胶州租借地的军事和民事行政最高长官由一位海军军官担任，称作总督。该总督是胶州租借地驻军的最高指挥官和所有在该部队服役的军事人员及军事与民事管理机构中的官员的上司。
授予总督对受其领导的驻军和其他在胶州租借地任职的军事人员和官员一种海军部领导的司法审判、纪律惩罚和批准休假的权限。
总督和帝国海军部队的指挥官地位平等，无上下级之分。如果有必要胶州地区的海陆军采取共同行动的话，由资历最老的的指挥官担任总指挥。总督的副手为胶州地区驻军中年龄最大的指挥官。只要副手是校级军官，他在代表总督执政期间便可以代行总督的司法审判、纪律惩罚和批准休假权。
授予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对受其领导的胶州地区驻军和其他在这个地区的权限相同的司法审判、纪律惩罚和批准假期的权限。凡属胶州地区驻军事务的海军陆战队和海军炮兵部队检察官均受帝国海军部的国务秘书领导，其隶属关系不因受派遣前往胶州租借地而发生改变。
罗绅达的出现，导致了一系列的占领措施开始以政府规定的形式出台。这其中，就包括了惩罚性的《订立充当跟役苦力告示》和粗糙的《征收课税章程》。出现在中文文件中的罗绅达是大德钦命水师总统，和这个称谓同时使用的，则还有总督胶州“文武事宜大臣”这样的职务描述。1898年7月1日颁布的《订立充当跟役苦力告示》声明“仰各懔遵勿违”，其中规定：“出示晓谕事照得华人凡充西人跟役或苦力以及各项工人者，如时常不按时操作、懒惰成性、或不遵吩咐、或无故不辞而逃，以暨唆使同伙逃逸，一经觉察准其东主投报副按察司署核办，审实即罚半月薪工，或责打至五十板之多，或监押至三礼拜之久。”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总督告示，罗绅达所代表的政府意志，在这个简短的文件中得到了最初的体现。
实质上，早在1898年9月2日，柏林方面在明确制定自由贸易原则的时候，就希望通过对自由港制度的快速宣布，来安抚国际商业集团，特别是英国的商业集团，并鼓励他们到青岛开展经营。在青岛，职业自由意味着这个租借地容许各种形式的商业或工业活动。虽然工商业经营一般不需要申请执照，但是当局实际把持着颁发许可的权力，也据此保留了政府对一些主要部门的监督权。比如，所有企业都必须遵守建筑和健康检查条例。而某些事关公共福利的商业活动，如交通、酒吧、旅店、药铺、当铺、钱庄等，则必须向总督申请营业执照。然而，在对“自由贸易原则”的贯彻上，罗绅达并没有达到柏林方面希望实现的目标。
丑闻让罗绅达去职
罗绅达青岛总督任内完成的工作，包括了保护区的立法准备、设立青岛和李村两区法院、参与保护区边界及界石位置的谈判、制定土地税征收依据、制定抑制投机活动的土地标售办法、颁布《青岛地税章程》并开始征收地税，等等。
1898年10月11日，第一次土地拍卖后不久，《青岛城市设施建设临时管理条例》获得颁布。这些条例为青岛市内三个不同区域的建筑密度和建筑方式作了明确规定，并且一直到1914年都继续有效。青岛市内的三个区域分别是：宽敞或者说完整的建筑区（欧洲人的居住和营业区）、乡间别墅式建筑区和中国人居住区。中国人居住区允许较高的建筑密度（75%）。别墅区和“欧洲人城区”则要求建筑物之间保持宽阔的空间。青岛湾以北，欧洲人市区部分则与民宅、商店以及政府机关大楼紧密相联。在大包岛设立了一个中国人的居住和商业区。在大港和大包岛之间，紧挨着海港为德国和中国工商业企业设立了专门营业区。还为欧洲人住宅中间设计了特定街道，作为居民区街道。此外，在海港附近建起了两个工人居住区，居住在这里的主要是中国工人。
据说，导致罗绅达去职的直接原因，是一些早期进入在殖民地的德国商人的抱怨，他们认为总督在土地标售工作上拖延并且不公平。这其中就包括了1898年7月2日《柏林日报》旅行记者邬尔夫披露的单维廉舞弊事件。邬指责单氏借代表政府负责征购土地之机，私自违规购买了一片山地，这令德国国内舆论哗然。罗绅达保护了单，并让单氏在他受到攻击的1898年4月至6月间，专心草拟了青岛的土地法规。随后，罗绅达和单维廉一一去职。
在去职前的8月27日正午12时，罗绅达在衙门大厅邀请各界发表谈话，声明：“我受皇帝陛下的信任被派来此，只要我仍拥有皇帝的信任，任何恶意攻击都不会对我产生影响。但是，如果是我的部下受到了恶意的攻击，我却有义务干涉”。罗绅达同时表示，他对于在青岛的每一个阶层的人，都一视同仁。对于殖民地的开发观点，他也和大家在方向上是一致的：生意人希望自己的事业因殖民地的开发能为繁荣，而政府则以能够促进殖民地的繁荣为自己的义务和荣誉。
蒂尔皮茨对新任总督保罗•叶世克海军上校的任命在1898年10月10日就下达了。但因为叶世克在1899年2月19日才抵达，所以罗绅达在青岛就一直工作到了那时。随后，回到德国的罗绅达再次担任一艘军舰的指挥官，这艘战舰的名字便是勃兰登堡号。他从1899年9月开始他的任期。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德国在7月将一些军舰派往中国，其中就有罗绅达指挥的勃兰登堡。
1900至1901年，罗绅达重返中国，他与他的军舰一起访问了青岛。在这期间，他还参加了包括1901年4月8日举行的青岛至胶州铁路的开通剪彩仪式这样一些活动。1901年8月，罗绅达再次来到青岛，但只住了一天就和青岛“再见”了。1902年1月11日，罗绅达以海军少将的身份退役。1917年8月11日，他在特兰托去世。这一年，罗绅达65岁。
1899年春天罗绅达离开青岛后，这个开发中的德国租借地，步入短暂的叶世克执政期。
叶世克的圆桌会议
1899年的2月19日，在叶世克终于到达青岛的时候，他显然不会预计到他回不去了。他可能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从这一天开始，他的生命就已经进入了按天计算的倒记时。后来我们知道，在这个寒冷的时刻沿着崎岖的殖民地道路向前走，上帝留给这个德国总督的时间，已不超过2年。
和曾经与青岛发生过密切联系罗绅达和特鲁泊一样，叶世克的一生也都是在海军度过的。有一些人，仿佛生下来就是给军队准备的，而他们三个人中间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成为代表。作为第二任的青岛总督，叶世克本来也可以在任期结束时重新回到海军，继续他自己的纯粹的军人生涯，但是，恰恰是在这最具连续性的环节上，他和的前任以及后继者泾渭分明，他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因为他在并不曾完成任期的时候就病倒了。最后，他死在了青岛，成为了1897至1914的17年间唯一将生命终了在殖民地的德国总督。
在马维立博士编译的《1898至1914年青岛德国总督传略》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叶世克所走过的路程：1851年8月4日，保罗•叶世克（PaulJaeschke）出生于布雷斯劳。他是银行职员奥托•叶世克的儿子。叶世克中学仅读到十年级就不在上学了，1868年4月，17岁的叶世克以候补海士官生的身份加入德国海军。从1868年7月至1869年6月，叶世克随教练舰尼奥比号在非洲和西印度群岛活动，1872年晋升为海军中尉。在1872年至1881年之间，叶按命令有规律地变换着在陆上或在舰上职务，并于1881年在西印度晋升为海军上尉。同年，他改任在鱼雷试验仲裁。1886至1888年，叶在东亚成为狼号炮艇的指挥官，并在1888年晋升为海军少校。1888至1892年，他在基尔成为鱼雷局的负责人，1892年至1895年在柏林成为海军部中央局长官，并在1894年获得晋升海军上校。
1895年4月，叶世克被任命为大巡洋舰皇帝号的舰长，并率领该舰从德国到达东亚。1896年5月他被召回柏林，担任了海军最高统帅部外事局长官。1898年10月10日，在罗绅达上校在胶州遇到了一系列麻烦的时候，他被匆忙任命为胶州租借地的第二任总督。这时，他47岁。
而实质上，早在1896年春天的时候，叶世克就曾经访问过胶州湾。他在那个春天在胶州湾的活动情况，没有被记录下来。17个月后，蓄谋已久的德国人就占领了那里。1898年10月关于叶世克的任命并没有马上被执行，发生拖延的原因，我们不知道。直到1899年的2月19日，叶世克才到达青岛，开始履行他的总督职责。
在叶世克就任不到一个月的1899年3月11日，总督颁布了一项新的决定，这就是在参议重要的殖民地事务时，平民团体的三名代表将被吸收参加总督府议会，这三名代表参与议事的时间是一年。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由总督在听取总督府议会的意见后确定下来，第二名由在商业登记中的非中国公司选出，第三名则在土地登记中的地产主产生。第三名代表不分国藉，但应是至少缴纳土地税50元以上者。这个类似咖啡圆桌会议的做法，应该是对前段时间商人们非议政府施政不公平的回应。
但是，各方面对青岛海军政府的指责，不没有停止。1899年4月10日，驻伦敦的德国公使哈茨费尔德报告说，德国商界人士发表了很多批评租借地的言论。他写道：“大多数生活在中国的德国人认为，在那里实行的‘军事—官僚政体’，严重阻碍了自由的和可带来好处的发展”。
叶世克很快就不需要应付这些批评了，因为接下来，他就遇到了另外的麻烦。这些新的矛盾，迅速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
先是筑路公司和当地民众之间发生的利益冲突，演化成了一个血腥的军事事件。这使得在1899年夏天时，叶世克就开始相信已经与中国处于“潜在的战争状态”了。叶世克的这个观点，在7月27日给驻北京德国公使克林德的信中，已有了相当清楚的表达。11月7日，叶世克在致海军部国务秘书蒂尔皮茨的信中确信，“我们正面临新的、困难的时期”。与此同时，北京方面教会的麻烦也出现了。应克林德发来的应付危机的请求，叶世克先后派出了两支特遣队前往北京和天津。后来在1900年的6月19日，第三海军营又派出了一支新的特遣队赴大沽。北京危机的高潮，是6月20日克林德的被杀。而这个德国公使的死亡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则决定了冲突已经离着结束不远了。
筑路冲突最终在1900年10月由叶世克和山东巡抚达成的协议获得解决。这是年初克林德和叶世克根据柏林的指令，强迫铁路和矿务公司与山东巡抚缔结协议的延续。此后，在50公里地带以内的德国工程，开始由青岛方面和山东当局一起加以保护。而派去北方保卫教会和外交官员的部队，也在局势平稳以后陆续回到了青岛。然而，在这过程中，叶世克已身心疲惫。
伤寒断送回家路
令叶世克头疼的，还不止于筑路和北京方面的冲突。在殖民地本身，危机也已显现了。在1900年冬，青岛的各项建设工程几乎完全停歇了。原因是本地劳动力的严重匮乏，而这中间的原因，则很复杂。为了防止工人离散，德国企业主采取了类似强迫寄宿的办法，就是工人必须在受到监视和周围用高墙围圈起来的工地里，进行居住和劳动。劳动时间冬天为12小时，夏天为15小时。
1900年8月7日，叶世克在给海军部蒂尔皮茨的信中认为，企业主对待中国工人的方式方法，是导致后者返回故乡的主要原因，他说：发生在中国北方的战事和山东省内地的骚乱，并没有对工作的继续产生值得一提的干扰。在大企业的车间，尽管有几个来自上海的铁匠走掉了，但并未出现大批中国工人因为上述原因一去不回的问题。相反，在较小的企业中，中国人却多次逃到了内地。他说，这种危机甚至到了有一天有超过职工总数的60%的中国工人放弃工作。叶世克表示，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据他的观察，主要在于对待中国工人的不同方式和方法上。
面对这样的窘迫局面，变化就是必须的了。因为，叶世克已经开始明白，中国工人并不完全听任德国企业主的摆布，原因在于他们对殖民政权的经济和社会依赖性很小，他们在内地大都有谋生的可能性。并且，这些可能性还可以被充分利用。1900年10月，德国企业主开始把中国工人的工资从每天20分提高到25分。但即使这样，仍阻止不住工人继续离开青岛。从1900年10月起，殖民地实际上已经没有人运输建筑材料了。到了1901年1月，建筑工程几乎完全陷入停顿。总督府不得不向中国包工头们商讨运输建筑材料和用舢板运送石料筑坝的工价，并要求企业自己承担这些工作。最终，在工程建设得以继续进行的时候，疲惫不堪并且已经病入膏肓的叶世克，已经没机会知道这些进展了。
在叶世克被迫结束他在青岛的工作前，他领导的殖民政府的秩序化运转模式，正尝试着建立起来。从1900年7月起，一份每周出版的政府公报开始发行，它被用来刊登总督府的全部法令和通告。其中较为重要的和所有涉及华人的内容，除了德文外，还被要求同时用中文刊出。
对叶世克抱有希望的，包括了英国人。1900年11月19日出版的《伦敦和中国电讯增刊》，曾经发表过该报记者撰写的一个关于青岛的报道，在文章中，采访者清楚地表达了对“很少对民间团体施压”的叶世克政府的惊讶，并认为这和“访问这个港口前的想法不一样”。这个电讯增刊的记者在评价“思想开放、诚实，力争把这块年轻殖民地的治理做到最好”的海军上校叶世克时说，看起来他是一个很适于管理这个港口的人。但是，《伦敦和中国电讯增刊》的这个记者却不知道，报道发表出来的时候，叶世克已经就快走到生命的终点了。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去履行“管理这个港口”的职责了。
早在1900年的3月24日，叶世克已在香港迎娶了他的第二个妻子海伦•沃琳。但是这之后他就进入了最受困扰的时期，并最终在1901年1月27日死于斑疹伤寒症。
德国方面在叶去世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在1900年那段困难时间里，“他不顾健康，全力以赴的工作，才加速了生命的结束”。一份政府文件赞扬说，他给自已树立了一个纪念碑，因为殖民地的繁荣将使他的名字不会被忘记。
1901年3月29日，巡洋舰司令本德曼在呈给德皇有关青岛和胶州湾的报告中建议，在整个殖民地对因长期患病而去世的总督叶世克深感悲痛和哀悼之时显示出，这里需要立即任命一位多年来熟悉情况的合适副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