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医院定“死亡率”的隐忧

国家卫计委日前发布两份征求意见稿，对二级、三级综合医院服务能力提出明确标准。标准规定，二级综合医院住院患者死亡率不超过0.4%，住院手术死亡率不超过0.28%。三级综合医院住院患者死亡率不超过0.8%，住院手术死亡率不超过1.4%。

　　（《新京报》7月28日报道）

　　民国时候，很多人谈论哲学，总会引用古希腊哲学家的言论，并以之为时尚，好像你的嘴里不说出个苏格拉底，说出个柏拉图，再说出个亚里士多德，你便落后于时代，你便不懂哲学一样，这大概与古时候的文人总喜欢 “子曰诗云”是一脉相承。毛泽东在1941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一些共产党员信而好古、教条主义、钻到故纸堆里出不来，只照搬西方理论，却无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因此称他们是“言必称希腊”。

　　到了如今数字时代、网络时代，当然不会再有人跟别人谈话的时候先来一句：“苏子曾经曰过”，取而代之的却是“言必称数字”，就连两个大妈在菜市场碰上了，如果哪位嘴里不蹦出个“大数据”之类的东西，大概也显得有些跟不上时代。于是乎，数字便跟我们的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出生有个出生率，上学有个升学率，毕业有个就业率，出门上个公厕还有个“苍蝇活跃率”，最后就连生病住院了，又冒出个死亡率来套在你的脖子上……但凡有哪个“率”卡不上标准，似乎我们的生活就要完蛋一般。

　　数字化的时代确实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数字化的思维模式、生产模式和管理模式也确实给社会带来了极高的效率，然而一味地追求数字化就真的全是好处吗？

　　就拿升学率和就业率来说，很多高中为了追求高升学率动起了歪脑筋，劝退成绩差的学生、不给成绩差的学生报名；很多高校为了保证就业率，采取了拿就业合同换毕业证的做法，变相逼迫学生去办一些假的就业合同—原本就业率和升学率是用来衡量一所学校的教学质量的标准，然而这会儿却起了反作用。

　　同样，国家卫计委用简单的“死亡率”就真的能衡量出一家医院的医疗能力和服务能力吗？低死亡率的医院就真的是一家好医院吗？套用一些学校的办法，医院想要降低住院死亡率和手术死亡率同样很简单，只要让危重的病人提前出院，或者干脆拒收危重患者，自然就可以达到降低死亡率的目的—甚至很多医院在还没有量化死亡率标准的今天，就早已经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来回避医患纠纷，量化的死亡率标准只能让这些医院更加 “理直气壮”。如此一来，原本为了提高医院服务质量的死亡率标准，却反而剥夺了很多危重患者住院权力和手术机会。

　　更何况用死亡率来厘定医院和医生的水平，其本身就是荒唐的。常识告诉我们，越优秀的医生、科室和医院，他们的救治死亡率可能越高，因为他们面对的往往是最复杂、最困难的手术，治的是最危重、死亡率最高的患者。然而当死亡率成为评判一个医生能力的硬杠杠时，我们就只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那些庸庸碌碌、回避各种风险的医生，反而会成为“医术最高者”—不做事的人永远不会犯错。

　　真正的数字化管理，不是说就让数字成为决定一切的标准，无论是这种率，还是那种率，它们都只是一种管理的辅助手段和工具，是一种客观的参考标准，目的是让管理者减少主观判断的失误。但如果一味地迷信数据，让数字反客为主，那就只能让管理模式僵化，出现教条主义的错误，这和以前的 “言必称希腊”似乎也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