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与画院相类似的还有一个兼及事业和企业的机构，则是青岛工艺美术研究所。尽管实用美术设计才是这个所的本职，但并不影响它对画家的积聚和围拢，也没影响它培养和缔造青年画家。在计划经济时代，与工艺相关的产品作为特艺品有相当的社会需求，这也极容易使一些画家在这样的岗位上放稳自己。1973年的春季广交会上，研究所一度代表山东口岸推出过仿古国画，并收到过百余幅订货； 而且从1960年创建起，工艺美术研究所就有杜宗甫、石可、陶天恩、张家琪等有专业素养的画家担任副所长，像汪稼华、李兴邦、刘世骏、项维仁、华岳都是曾经的青年力量，而散布工艺美术工业公司各专门工厂中的设计师，如刺绣厂的苏伯群、贝雕厂的杜大恺 、玉雕厂的杨嵩臣，文教用品社的赵建成也都是各有头角的画家。有文章说，1970 年代中期，汪稼华离开部队投身青岛工艺美术研究所后，就给自己定下了目标：要从部队的“准画家”转变成有创作自觉的“中国画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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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大校史资料 |
相比而言，此时多数已经步入退休年龄的传统老画家开始以另外一种方式活跃于民间，其间最典型的组织莫过于成立于1979年的青岛民盟美术研究会、成立于1981年的青岛民革逸仙书画社，和成立于1979年的青岛市职工国画研究会。
民盟美术研究会最初为民盟美术小组，1983年改称研究会，发起人和会长为老民盟委员赵仲玉。赫保真、郭士奇、孙国枫、梁天柱、王维尧、张大铎、项维仁等人也云集其间；民革逸仙书画社也是由书法研究组扩建而成，会长为高小岩，会员以书家为主，画家则有陈寿荣、王君华、鲁星五、管同池、孙德育等。二者最为典型的活动形式就是雅集和展览。
在青岛工人文化宫发起的青岛市职工国画研究会群众性更强一些，这与文化宫强调职工的业余文化普及教育有关，其活动形式有作品观摩研究、技术表演、讲座等多种，会长为宋新涛。冯凭、张朋、任光庭、梁天柱、张锡之、鲁星五、王蕴华、隋成林、蓝立克、薛鸿文、马成骏、邱振亮、乔法礼、赵建成、隋强、李彦裕等老中青画家兼而有之，研究会比较有影响的活动，当数梁天柱山水写生画展、姜宝林国画座谈会，以及1981年的“新春画展”和1982年的“美啊！崂山”国画展。
青岛传统画家的个人展览，在1982年1月又有了一个重新轰动的开始，这就是在栈桥回澜阁举行的“赫保真、冯凭、马龙青国画联展”。1980年8月，杜宗甫病逝，“画界三老”惟余赫保真；此次展览，使得画界同人的心目中又有了“新三老”的局面。
此后，汪稼华画展、任光庭山水画展、周永家国画展、崔子范画展、冯凭书画展、苏伯群童婴书画联展、张正墨画展、张镇照国画展等次递展开。除栈桥回澜阁外，市博物馆、市工人文化宫、军人俱乐部、市南区工人俱乐部、四方文化馆等场地成为国画家们展示个人创作的舞台。其中，栈桥回澜阁是最具影响力的，不仅更具量级的展览多在此举办，而且像刘海粟、朱屺瞻、关良、王个簃、程十发、刘旦宅、亚明等访青名家的展览活动也多在此举行。这也是回澜阁于1974年划归群众艺术馆并作为专业展场后，最为光彩的一个阶段。
与此同时，青岛的美术教育也开始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山东纺织工学院于1980年创建染织美术系，成为青岛第一个美术专业大学本科学系，国画教师有宋新涛、张朋、蓝立克等。张朋得以进入纺院，既与宋新涛极力举荐有关，也与他在1978年结缘祝大年、袁运甫有关。是年7月，工人文化宫举办的“祝大年、袁运甫作品展览”，展后，祝袁二人在回澜阁看到了张朋的画作，大为赞赏。此后，张朋受邀到祝、袁供职的中央工艺美院作内部观摩展，又受到李可染、张仃、吴作人等人褒扬。时任文化部长的黄镇写信索画，并就张朋的工作问题做出指示。这也使得张朋画名大振，得以由丹东路小学调至山东纺织工学院出任教授，次年又获任青岛画院副院长，也算是成就了青岛美术界一段人生转折的传奇。
1983年，从干部教育培训班恢复办学的青岛教师进修学院 ，正式定名为青岛教育学院，并开启有正规大专学历的艺术教育，晏文正出任艺术系主任，和刘栋伦、邓延涛、李连一一起，开始亦中亦西的教学，也培养出了像王伟、陈锡岩、曹传真、陈少亭、史新民等一批更为年轻的画家。
1987年，赫保真辞世，享年83岁，作为青岛美术最完整的见证者，他也带走了一个时代。
1988年，青岛市美术家协会和有20名专业画家编制的青岛画院 正式成立。青岛的传统绘画，在一个新模式的凝聚与引领下，开始寻找自己新的未来。
（全文完）
附记：
这篇文章是应青岛出版社刘咏和王大鹏兄的邀约写的，是想为《青岛水墨百年》理一个线索。在成文后，我在原标题前加了“文献中”的限定，原因是我对传统书画素无研究，只是在搜罗青岛艺术人物行迹的过程中，亦西亦中地接触了一些资料，文章的成形正是借助于这些文献资料，而不是作品。这也使得它必然无法涉及到艺术本身的评价，只能出自文献，归于“文献”。
我还有意将描述的终点放置于1989年。其理由在于，尽管此后的二十多年间青岛水墨有了更为波澜壮阔的发展，但其间的一些动作和选择需要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也许才会看得清楚。历史的书写，最好预留一段距离，以使其尽可能客观。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愿望而已。任何书写都无法回避个人的局限。在此呈现的也正是一次有局限的梳理，错漏失当处敬请各位方家给予指正。
此外，在本文的写作和修改的过程中，还得到了杜大恺先生、郭明华和张晖兄的帮助与鼓励，谨致敬意和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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