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名家专栏臧杰：青岛木刻的一些片断

　　王绍络为展览撰写了《我们的话——全省木刻前奏曲》，李劼夫撰写了《现阶段木刻运动之使命》，李劼夫的发言还批评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徒们，说他们是“为帝国主义者点缀美景给布尔乔亚们帮助荒淫的粉刷匠了”。

　　可以看出，其时，木刻与左翼社会思潮的发展确实是合而为一的，它当时表现出的排他性，也正是其先锋性的极端表现。

　　这个展览会，使得现代木刻在1940年代的青岛有了更多的普及。同样毕业于上海美专的郭梦家则在这一时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参加过上海木刻工作者协会的他，在1930年代末期就刊行过个人木刻作品集。后来以油画和壁画名世的王文彬，一直以木刻《路》作为他艺术创作历程的起点，他曾说：我从小跟吕品、郭梦家学水彩、木刻。1943年，王文彬在市立中学《星火》文艺社时期的好友纪福和要离开青岛，王文彬送的纪念物正是这幅木刻。

　　1947年前后，自重庆国立艺专雕塑系毕业的李轲民也回到了青岛，在黎明中学担任美术教师的他也成了木刻的传播者。

　　而1950年代初期，石可的“青岛之路”则为青岛的木刻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活力。“文联创作组”的建立，为木刻“先进性”传播有所助力。这一时期，除了石可本人的《人民的新时代》外，陈辅的14幅套色木刻组画《艺徒血泪仇》也颇具影响。1960年5月，青岛市文联编印了《青岛木刻选》，收录木刻30多幅，成为文革暴风雨前的一份小总结。

　　但显然，1949年后，青岛木刻的先锋性已渐衰微。当艺术被现实过多左右的时候，艺术原初的力量，必将收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