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听着老奶奶、奶奶讲着《崂山民间故事》长大的。打从记事时候起，我便跟着奶奶，与她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听老奶奶、奶奶讲流传在山村里的古老故事，什么《小巴狗》啦、《皮子精》啦、《狐狸嫁女》啦……夏天晚饭后，在坡地里劳动一天的山村男女，就扯大带小地扛着长板凳，提着圆蒲团，走出自家大门聚集在大街两旁的青石板上乘凉，听老奶奶讲《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冬天，每逢大雪封地的“三九”寒天，全家人出不了门、下不了地，便围坐在炕中间，守着“火盆”，听老奶奶用她那缺牙漏风的皱皱嘴巴讲故事。有《会说话的石头》、《苞米饼子比金贵》、《猫和老虎》等等，特别是《宝葫芦》的故事讲的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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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崂山民间故事代表性传承人张崇刚 |
老奶奶和奶奶在我幼小的心目中，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大学问家”。一天听不到她们讲故事，我就觉得吃饭吃不下，困觉困不香。很多次，我都梦见《宝葫芦》故事里那个白胡子老爷爷，也送给我一支万能的“宝葫芦”，我手捧葫芦、口念秘诀，要了好菜好饭好衣裳，还有新瓦房。
就这样，我在听一个个崂山民间故事的陪伴下逐渐长大了。
1948年秋天，我在本村高小班毕业了。那时候家里穷，不能升中学继续念书,便回家当了农民，当时的个子还没有家里的镢把高。但是，不论在坡中，还是回到家，在地头、街头、炕头的人堆中，死磨硬缠着那些会讲善说的老年人，让他们讲故事给我听。我晚上回家后，便把听来的故事记在一个专用的小本本上，以便日后讲给别人听。
1 9 7 6 年，我被以“掺沙子”的名义，从农村老家张家下庄，调入青岛市文化局、文艺创作办公室、《青岛文艺》编辑委员会，任编委兼诗歌散文组编辑。1976年底，随着“文革”结束，我们这批人被转为国家正式干部，被分配到崂山县文化馆，当了一名文化干部。还安排我担任了县文化馆文艺组组长、崂山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主任和“崂山县民间文学卷本主编”，其实里里外外全县的民间文学工作专职干部，就是我一个人，又是“司令”又当“兵”。关键是，对我来说，下乡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简直是“痴子大哥当老师——一问三不知”。
为了搞好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我先是拜访了刘思志，他是文革前唯一搜集整理过崂山民间故事的老师，当时他在全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会计辅导员。但真正把我领进门的是山东省文联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山东省文联民间文学讲习班”，在讲习班上，山东大学民间文学系专家关德东、李万鹏教授讲了民间文学理论课，我第一次知道了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后来参加讲习班的30多人还分成了十多个采风小组，分散到临沂市所属的各县和各个公社去，实地采风。在这次传习班学习期间，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到结业的时候，我不但交了一份
30 0 0多字的民间文学学习心得体会论文，还整理出20多篇民间故事和部分民间歌谣，后来收录在《山东民间文学资料汇编》中。这次讲习班给我的民间文学工作奠定了基础。后来我又在1983年报名参加了文化部委托《上海故事会》编辑部举办的“故事函授班”，学习了一年。
有了学来的“本钱”，我采取“现蒸热卖”的应急办法，在全县的业余文学爱好者中，挑选了13名写作基础较好，对民间文学感兴趣的业余作者，组成了“崂山县民间文学采风队”，一起下乡，进山采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采风的开始并不顺利。我们采风队进山的头一天，在一个名叫“雕龙嘴”的小渔村里扎了营，当时村干部把我们领进一个个会讲民间故事的“故事篓子”家，向他们介绍了我们找来的目的之后，大概是受文革的影响，那些平时会讲若干故事的老人，一听我们都是从县城里来的“干部”，都哆哆嗦嗦不敢说话，一个劲儿说他们不会讲故事。到最后，不是不讲，就是勉强开了口，也是三言两语把个长故事讲成了短故事。后来，晚上我收到一个采风队员的启发，第二天采取了“插花引蝶”的办法，就是采风队员先自己讲故事给“故事篓子”听，引诱他们。果然很多人来了情绪，讲了48个民间故事。晚上回到住处，大家都说：“这不是一般的民间故事，它可是货真价实，独具山村、渔乡特色的‘崂山参’！”我们一边干一边总结方法，在首次进山采风的15天时间里，我们13个采风队员，一共搜集了155篇民间故事和很多崂山民间歌谣、民间谚语、民间歇后语和山乡土语。
当时进山采风的条件十分艰苦，不光是生活条件差，而且路也难走，出门就爬坡、跨涧，一个百十户的小山村，往往像蛾下仔一样，散乱地分布在十多里长的大山沟里。有一次，我因为进山采风，在崎岖的山中小道上，被石头上的青苔滑到，跌在一块尖尖的石头上，导致前列腺肿大出血，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又打针、又吃药才止住了血。医生再三嘱咐我：“今后，一不准骑自行车，二不准长途步行，三不准久坐劳累过度，四不吃喝有刺激性的东西。”可我是崂山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的主任兼主编，又是“崂山民间文学采风队”唯一的带队人，如果光动嘴不动腿，怎么行？所以往后，每次进山采风，我都是带病充好汉，天天步行几十里，翻山越岭、穿街走巷。1986年10月份采风的途中，我们中午饭就是从村代销社买的一包饼干，就着河水解决。一个年轻的女队员问我：“张老师，咱这是为什么？凭着家里暖和和的热炕头、热汤热饭不住、不吃，偏偏跑到这深山老林的崂山里，喝着河水吃饼干？”其他人情绪也低落了下来。我就着河水咽了饼干，指着自己心窝对她说：“为了对得起当年口头创作了一个个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的列祖列宗！”又指了指北方说：“为了对得起中央文化部对咱们这些基层民间文学工作者的期望和信任！”“咱们这项工作，不是一般的工作，是上下五千年的万年大计。若不现在趁着那些能说会唱的‘故事篓子’、‘民歌能手’还健在，把这些流传了千百代的故事、歌谣、谚语等采录下来，将来随着那些能说会唱的老人，人去歌息、故事消亡了，到那时，就是拿座金山银山，也买不回来了!”这些真心话打动了队员们，一直跟着我一次次下乡采风。
1987年秋天，我第16次带队采风时，因为长时间翻山越岭劳累过度，一直肿大不消的前列腺又破裂了，一天十多次尿血。我怕影响队员情绪，一边偷偷吃着消炎药治疗，一边还是天天坚持工作。回家后，因为病情严重，再次住进县医院治疗，惹得老婆孩子齐埋怨：“既然这么爱故事，你就去和故事成家过日子吧！”
就这样，我从1980年3月到1992年10月的13年里，2 6次带队进山下乡采风，用了716 0多个工作日，走了1万5千公里的路，走访了13个公社412个村，采访了20 0 0个老人，其中有482个‘故事篓子’。其中有个87岁高龄的民间老艺人宋宗科，1个人就先后对我们讲了40 0多个不同类型的故事；75岁的老人臧兆钦,给我们讲了150多个故事，还唱了100余首民谣。13年里，共计搜集了5500个崂山民间故事，4600多条谚语、歇后语，340首民间歌谣和部分民间曲艺。这些都是《崂山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底子。
老俗话说：“到哪山，砍哪柴；过哪河，脱哪鞋；进哪门，吃哪饭。”刚刚开始带队进山，搜集崂山民间故事的时候，遇到“故事篓子”不开口，就觉得这世上的事千难万难，没有比求人讲故事、人家不开口更难的了。谁知道，当把故事搜集到手，开始辅导全县的民间文学工作者们整理故事的时候才发现，之前的采集工作还算简单的。举个例子，参加第一次进山、下乡采风的队员里面，有个叫徐正宇的年轻人，人挺机灵，写作基础也好，可他在整理民间风物故事《报晓石》的时候，竟然根据原故事的梗概，开始创作小说了，还“之乎者也”的用开了学生腔，原故事3 0 0 0多字，他生拉硬扯出12 0 0 0多字。我读了这篇他杜撰的“民间故事”，第二天，便带上他采风后整理出的这些稿子，做了一百多里路的长途汽车，跑到他家，一针见血的指出毛病，要求他按照原采风的故事记录，照着民间故事采集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要求，重新整理。结果，他当着我的面答应照办，可重新整理的时候，倒是改用了原来的语言，但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人物和情节还在。我严厉的批评了他，让他在我的办公室里，照记录本的原故事重新整理。他一听还要再整理一次，可怜兮兮的跟我说：“张老师啊，我长到30多岁，从来没受过这么多磨难，没动过这么多脑子，没费过这么多心血。这些日子，没白没黑，光肉掉了三四斤。你看看我这俩眼，熬得好像压了潮的花冠鱼。你就发发善心饶了我吧！”我是费尽口舌，最后，他终于按照我的意见，足足整理了十遍将故事整理出来。这篇故事先后被全国三家出版社当做优秀民间故事选用，后来还有外国出版商选用，被翻译成英文。他自己也获得了很多荣誉。
就这样，从19 8 0年到2 0 0 7年，共有60多个采风队员参加过搜集整理崂山民间故事，发表了14 0 0余篇，3 42万字。这个工作做了28年，我在带领采风队进山、编印《崂山民间故事集》中，碰到的最大难题便是“钱”。采风队没有钱，进山就住不上、吃不上，也录不了音、整理不出材料；故事集整理、编辑好了没有钱，就下不了稿、印不成资料本，向中央省市就交不成资料集，影响到三套集成的编辑和出版；采风队员撇家舍业地跟着我翻山越岭，有工作的干部、职工，经单位领导同意后，也只包基本工资、不发奖金，那些没有正式工作的农村民间文学工作者们，不但没有报酬，连家里的包产地，都得老婆孩子起早贪黑的才能做完活；就算是在资料本中用了他们整理的故事作品，不但没有钱发稿费，就是给点儿误工补贴费，当时也就每千字4元，如果没有钱也发不下去。
虽然当时有文件，但原崂山县政府财政局，从始至终未拨一分钱的专用经费。文化馆的专用经费，扣去工作人员的工资、水电、杂费，也所剩无几，有时连工作人员正常的下乡差旅费都不能按时报销。我每次组织采风队进山下乡，最节约地花，按每天每人补助5角钱，也得千元以上。
为了解决没钱的困难，从19 8 3年印刷《崂山民间故事集》的第一集，到19 9 2年印第十集，在县文化馆领导的支持下，我学当年武训讨钱办学，先后厚着脸皮，上百次下乡镇、进青岛市文化局，找我熟悉的领导求援，甚至靠个人的关系，向有钱的个体户老板，要钱办公家的事。有次都跑出了崂山县的地界，到即墨县去找一个名叫“永生铜铝厂”，找一个朋友家的亲戚，费了半天的口舌，终于感动了这个厂的老板，答应赞助一千元印刷费，出书后我送了他200本《崂山故事集》作回报。
那开始的13年，由于我四处为了崂山民间故事要钱采风和印刷出了名，县属乡镇和青岛市文化领导部分的熟人，送给我一个外号，叫我“高级叫花子”。每次进这些办公室，进门不等开口，那里的工作人员，就开玩笑地说：“老张，又是来求帮要钱的吧？”就这样，我靠两条腿、一张嘴，跑遍了崂山的13个乡镇，找遍了青岛市内凡是我熟悉的领导和朋友，先后得到市文化部分及崂山县13个乡镇、28个村（大队）、5个个体企业领导人的26次资助，共筹集资金6万5千多，解决了13年中26次采风和编印12个资料本的绝大部分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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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张崇刚采风手稿 |
我这个人，从小脸皮薄，过去几十年中，当自家有困难时，连自己的亲兄弟姐妹都不好意思开口借钱。可是，为了让崂山三套集成资料本凑足钱，我真是出尽了洋相、丢尽了“脸”。有时，为了弄到钱，宁愿忍气吞声、忍受那些被求人一顿数落、挖苦。为此，老婆孩子、亲戚朋友都说我是“老贱才”、“脸皮鞋底厚，三刀砍不透”……
在这2 8年里，我碰到最大的一次没钱的困难到现在还记忆犹新。19 91年，原崂山区委、区政府下发了一个红头文件，其中提到：“准备在1992年编写《崂山民间故事大全》，共分三卷、九册，约35 0万字，分为《崂山风物故事》《崂山名人故事》《崂山生活故事》……这是我区历代最为宏大的一套丛书，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我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我当时深受鼓舞，立即备好所有的资料，做好详细计划，经馆领导同意后，开始了紧张的编辑工作，白天黑夜，也没有节假日，整整干了18个月，到1992年底全部编写完毕，一共收录了崂山各类民间故事1227篇，32 0万字。找到原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的谢社长，他跟我说：“此书所有故事都很好，也很有价值。但是，这么宏大的书，印刷出来花费肯定很大、定价肯定很高，一般的读者，谁能舍得拿自己两三个月的工资买这么大一套书，销售量肯定不大。最好你们自己自费印刷出版，我们只象征性地收你们三千元的审稿费和书号管理费，你们给我们出版社几套样书就行了。这样费用可以低一些。”我问谢社长：“自费出书，印2 0 0 0套精装本需要多少钱？”他拨拉着算盘估算了一下对我说：“如果按照你们的要求，最少得2 0万到3 0万的印刷费。要印，最好在‘青岛新华印刷厂’印。他们的设备全部从美国进口，可以保证印刷质量。”我听了谢社长的话，心中便有了底。谁知道，1993年春，我连续三次向原崂山区委、区政府打报告，最后得到的答复是：“区里拿不出这么多钱。你自己有钱就印，没钱就罢。”当时这个决定就像三九天的一盆凉水，把我的心都凉透了。回来跟馆领导回报，馆领导也长叹一声没有办法，叫我自己看着办吧。后来，我又给区文化局张局长打了报告，请求局里帮助出版，张局长在报告上签字说：“出故事全集是件大好事，望和馆领导商量着办，做到善始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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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张崇刚整理的崂山故事出版物 |
我一看，三级领导三踢两踢又把皮球踢给了我，我真是两手捧刺猬：捧、捧不住，放、又舍不得啊！最后我下定了决心，当天下午我就捧上2 0斤的书稿，徒步走进一河之隔的青岛新华印刷厂，找到分管生产的张厂长，请求他以最优惠的价格，估算一下要多少钱。张厂长算了好一会儿，说：“按照您的要求，最低也得20万到25万，我的意见是改为上下两卷，用60克双胶纸，故事之间接排，这样16万就行了。”我一听，这对我来说这是天文数字啊，我就是不吃不喝，也得16 0年才能挣足啊！那时候我的月工资是85元。张厂长经不住我的哀求，又带我找到厂里的王书记。王书记听了我13年为搜集崂山民间故事受的苦后，真是既感动、又同情，就说：“张老师，既然你说到这里，我豁上印刷这套大书不挣你一分钱，也要帮你印出来。你只付12万就行了。只不过，厂里周转资金紧张，这套大书用纸多、费用高，你得先付6万元现金，以便准备原材料。剩下的6万元，印出书的时候结清。”最后，我又软磨硬缠的求两位厂长和书记，出书后，用2 0 0套书再顶去两万元印刷费。厂长和书记，两人相对着摇摇头、笑了笑，无可奈何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当场签订了印刷合同书。
但是合同签了，10万元的印刷费，还没个影呢！为了弄到这笔钱，我又跑开了全区13个乡镇，求姑姑告奶奶的求我熟悉的乡镇长、中小学的领导、有钱的个体小老板，请他们预定一部分《崂山民间故事全集》，并先交预付款。甚至，在1993年全区的“专业拔尖人才座谈会”，也向在座的区领导和参加会议的拔尖人才中的优秀企业负责人请求他们预定“全集”，先付书款予以帮助。会上，在分管全区科教文卫的副区长于淑玲同志的呼吁下，那些有钱的厂长们纷纷报名预定“全集”，表示大力支持。于区长也借机当着各个厂长的面，指示我：“崇纲，散会后，马上带着文化馆的收据，到各位报名预定‘全集’的厂长那里去拿预付款。”就这样，我厚着脸皮去找那些百忙之中的厂长，到他们办公室甚至是家里等着拿到预付款。跑来跑去，光路跑了九千六，跑到最后，才跑了3万多块钱，还少将近两万块钱！实在没咒念了，我想起小学同学，中韩文化站站长张椿先，他手里正有一笔镇政府拨给他用来搞“以文补文”项目的专款。我便起个大早，厚着脸皮找到文化站，求他助一臂之力，借了两万元，凑足预估款，年底见书，并让他做剩余5万元的担保人。
老天不负有心人：19 9 3年农历的腊月二十五，第一批《崂山民间故事全集》5 0 0套问世了。我为了兑现拿预付书款的时候对人许下的诺言，让小儿子跟我租上汽车，拉着全集，到13个乡镇，为乡镇政府和工厂厂长们送书过年，一直到腊月二十八，才把预定的书都送完。我也过了一个安心年。
19 9 4年春节过后，我便以给熟人拜年问好为名，带上样书，又在全区范围内，开始四处奔波卖书。又陆陆续续跑了一年多，才全部凑集交清书款。但因为这套大型书，从内容到装帧特别让人喜爱，新华印刷厂的工人和中下层干部，自从出书后，便千方百计的在装订过程中拿走了好多套。尽管开机印刷时，厂领导让比订数多印了100套，可最后结算，还是少了85套，至今没有给我补足。
我为了正式出版这套《崂山民间故事全集》，凑足12万元的印刷费，真是受尽了千难万苦，熬尽了心血。最后，总算如愿以偿的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任务。跟我13年以来一起同甘共苦的崂山民间文学工作者，虽然没有得到分文稿费，却每人按书内收入故事字数的多少，发给每人一套稿费书。其中，除我之外，收入全集中故事最多、字数最多的刘思志同志，一个人分得了4 5套，足足有3 6 0斤，恣得他蹦了一个摸高，说是抱着一宿没睡好。而我，得到了稿费书150套，不过因为新华印刷厂少给了8 5套，都算在我的账上，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后来，我们文化馆当年的馆领导看到这套书对人说：“为了这套大书，差一点把我们张老师给累死啊！”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些年，这2 8年的辛勤劳动逐渐开花结果，个人获得了一些荣誉，还帮区里申报了国家“民间文学之乡”，崂山民间故事也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这28年，为了抢救崂山民间文学作品，我受了无数的磨难，也落下了很多病，但是每次看看书橱里长长一列、足有3 0多斤重的各种版本的崂山民间故事文集，便为自己下半生没有虚度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