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历史上有位90岁的副市长，从1950年到1966年，总共任职17年，他叫张公制，出生于书香门第，一生经历了清朝覆灭、军阀混战、民国政府和新中国成立，始终保持着一身凛然正气。清末，他是山东咨议局议员，是主持正义的“鲁东六君子”之一；袁世凯复辟时，他公然登报与其划清界限；日伪统治时期，为了不被胁迫，他曾每天携带安眠药，准备随时殉国；解放后，他以73岁高龄出任青岛市副市长，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去世前，他委托家人把祖传书画全部捐给国家。本期《发现青岛》，让我们一起走进张公制的传奇一生。
看了《天演论》对科举淡漠
在安丘城里张家，“一门三进士”是远近闻名的美誉，说的是张公制兄弟三人都考中了进士，实际上张公制出生于1876年(光绪二年)，26岁那年中了举人，三年后科举制度就废除了，所以他没有成为真的进士。如果你以为张家是从张公制兄弟这一辈才出的名，那就错了，早在明末清初，安丘张家就出了一位与著名经学大师顾炎武齐名的大学者张贞。张贞饱读诗书，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是一位造诣很高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在当时有“南顾北张”之誉。张贞南游吴越，喜欢结交天下名人，与当时的扬州八怪之一、书画家高凤翰以及小说《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都有不错的交情。后来他的儿子张在辛在父亲熏陶下也成为一代篆刻大家。张公制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作为嫡系后人，张公制兄弟三人都继承了先辈遗风。
张公制的族孙张柱曾在《缅怀公制公》一文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早年张公制中举后得意洋洋地回家，一进门看见庭院落满了红枣，就顺手捡起一个吃起来，正巧被他母亲看见了。老夫人早得“报马”（骑马报告消息的人）的喜讯，一般人觉得老人会理解儿子金榜题名的喜悦心情。然而这位勤俭持家、严格教育子女的老人却严厉地说：“这枣你爷爷还没吃，你怎么先吃？”看来兄弟三人都能科举成名，与张家严格的家教是分不开的。张公制很孝敬老人，后来他没有东渡日本，就是因为长兄在京、次兄在浙，母亲不愿他再离开，留学计划只有搁浅。
“父亲虽为科举出身，但思想一点也不保守，非常乐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张公制的次子张侃先生今年已是89岁高龄，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个开明的人。1902年，张公制乡试考中后，到济南赴“鹿鸣宴”，偶然在一家书店看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看过之后耳目一新，继而又获读了《新民丛报》，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新思想”，此后新思想萌芽就在张公制心里慢慢长大，以至于他“对于科举也渐渐淡漠了”。张公制曾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没有去考进士的原因：“由于八国联军的影响，会试改在河南开封举行，我曾去过，但是后来在北京举行的举贡会考，我却没有参加，这和我的思想变化有一定的关系。”
差一点就加入同盟会
1905年起，张公制在安丘担任劝学所总董，主持全县的教育事务，从1906年到1909年，安丘全县开办了多所学堂，他还主持开办了安丘县立中学，成为安丘中等教育的开端。1909年，山东省咨议局议员选举，张公制当选，当年9月便去济南上任了。
在家乡办学期间，张公制经常与同盟会革命党人往来，同盟会山东省负责人徐萃庵也曾致信给他，动员他参加同盟会，那时他也认为同盟会是正义的，表示愿意加入。他在《张公制自传》中这样写道：“1909年，我当选咨议局议员，到济南与徐萃庵见面，约好定期履行加入同盟会手续，咨议局开会时青州发生大抢劫案，牵连青州中学和蚕桑学堂学生多人。我当时认为革命是正义的，但不应有抢劫行为，因而未加入同盟会。”对于同盟会抢劫银号作活动经费的举措，张公制不能接受，虽没有加入但他还是一直与同盟会成员保持来往。
1910年春，莱阳县遭受连年干旱，乡下闹粮荒。县吏不但不体恤民情，还横征暴敛欺压百姓。农民求生不得，就在曲士文的领导下纷纷抗捐、抗税。山东巡抚孙宝琦派兵镇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烧毁房屋上万间，杀害农民2000余人，逼迫妇女投井溺河者3000人以上，造成了震惊全国的莱阳大惨案。孙宝琦为了开脱罪责，就将这件案子交给咨议局调查。对此事件的看法咨议局内部分成两派，以议长杨毓泗为首的一派支持官府，污蔑农民曲士文为“莠民造反”、“反清抗捐”，主张镇压。张公制、丁佛言等人则主持正义，指责县吏不义，三年大旱后百姓是被迫抗捐抗税，实为官逼民反。双方针锋相对，展开了激烈争辩，但咨议局总归是向着官府说话的，张公制不愿与“官府派”同流合污，与丁佛言、王景尧、周建龙、尚屏臣、曲荔斋一起辞职退出了咨议局，被当时的社会进步舆论赞为“鲁东六君子”。
登报反对袁世凯称帝
回到家乡安丘后，张公制担任了安丘县团练的团总，期间仍然支持着同盟会的革命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协助革命党人王长庆策划诸城起义，并与安丘官绅商定，助以巨款。1912年，在丁佛言的介绍下，张公制加入了共和党。1913年春，山东省议会成立，张公制因德高望重当选为议长。当时的议会处境艰难，外要对抗军阀统治，内部更是共和、国民两党敌对，议长的工作一点都不好做，但张公制却本着主持正义的原则，维持着议会工作正常进行。张公制后又任山东省第二届议会副议长兼育英中学校长、山东省第三届议会议员、政治团体“诚社”社长，并同王景尧等人主办《大东日报》，是山东最早的重要报纸之一，日发行量能达到一万份。该报还出版“劳动周刊”，同情工人运动。
1915年8月，袁世凯做起了皇帝梦，他组织“筹安会”，利用一批反动文人为其摇旗呐喊，时称“劝进派”。时任国会众议院议员的艾庆镛回山东鼓动“劝进”，说：“周自齐在北京已给张公制和王采廷列名加入"劝进"了。”张公制听后非常气愤，第二天就和王采廷在《大东日报》上登出启事，否认加入“劝进派”，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
随后，张公制又利用自己在议会的影响，力主正义，弹劾了山东督军张树元吃空饷等贪赃枉法行为，迫使北京政府撤换了张树元。1919年末，田中玉接替张树元督鲁，田企图将议会变成他的御用工具。他向议会提出，裁军一半并增加田赋，但张公制认为这样做是给全省百姓增加了沉重负担，于是组织议会进行深入调查，发现裁军经费充足根本无需增加。虽然此后田中玉几次来议会疏通，但增加田赋的要求始终未能通过。田中玉因此怀恨在心，在组织第三届议会时，他暗中操纵选举，并多次派军警捣毁会场，以至于拖延了一年多才选出当届的议长、副议长。
1925年5月，张宗昌任山东省军务督办兼省主席，势头比起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看透了军阀统治者本质的张公制，辞职回到家乡养病，从此归隐，不问政事。30多年后，张公制追忆自己10多年的议会生涯，慨叹不已，赋诗一首：
分道扬镳忽合流，索涂陷淖不能休。
分明鸟做笼中斗，仿佛鱼缘木上求。
云雾拨开葵向日，风霜阅尽菊凌秋。
伪民党与假文化，赢得区区一报头。
身藏安眠药随时准备殉国
辞职回乡后，张公制在安丘休养了三年，于1928年举家迁往青岛。没有了官职不像在济南那样忙碌，与家人在一起的日子也多了起来。据张侃先生回忆，父亲平常生活很有规律，清晨很早起床，晚上十点准时就寝，平日里最大的爱好就是种花。“父亲只种菊花和兰花，因为菊花傲霜，兰花高洁。”张侃说，刚到青岛时一家人住在宁波路2号，那时候家里有个院子，院子里种了几十盆菊花和兰花，每天早饭后张公制都要到院子里打理一番。“每当菊花盛开的时候就是他最高兴的时候，此外他还常说，这几十盆花搬来搬去还可以锻炼一下身体。”张侃告诉记者，父亲不仅对这些花悉心照料，还曾给每一盆花都取了一个名字，如“朱盘托翠”、“大莲瓣”、“碧玉簪”等。
除了种花之外张公制的嗜好不多，既不喝酒也不打牌，戏院、电影院更是从来不去。只有春节前后那七八天，他会在晚上跟妻儿们一起打天九牌，但是年一过完这种游戏马上就从一家人的生活中消失了，每天晚上一家人的娱乐就又变成父亲给孩子们讲解唐诗、古文。1935年，张公制结识了梁漱溟并很快成为好友，他非常欣赏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打算效仿，在安丘试办乡农学校。先后三次去邹平县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参观后，张公制于1937年春邀请邹平县派人到安丘指导，在全县6个区内建起了6所乡农学校。
这种养养花、办办学的清闲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公制不愿住在日军管辖下的青岛，于是迁回安丘老家。张公制一回到老家，国民党第八区专员厉文礼就找上门来，一再邀请他担任顾问，被他婉言谢绝。1938年，安丘城被日军占领，张公制为了脱身，明里宣称要去上海治病，实则暗中绕道回了青岛。虽然为隐藏身份，报户口时用的是夫人的名字，但没多久伪市长赵琪还是发现了张公制住在青岛。他先是派人去请张公制出山，后又亲自拜访商谈，都被张公制以旧病复发、想去外地治病等理由婉言拒绝了。日本统治青岛时期，国民党政府也曾三次派人登门请他去国民党统治区任职，同样是无功而返。
据张公制的长子张健回忆，父亲曾对他说，在上世纪40年代初确实有被日伪裹胁的危险，但是他绝不做危害国家民族的事，也不给敌人严刑拷打他的机会，所以随身都带一瓶安眠药，做好随时殉国的准备。城市信报记者 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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